美國優先一直是美國的國策，只不過特朗普公開說出來罷了。只有有利益的地方美華人才會插手，像剛果尚比亞索馬利亞都發生過種族大屠殺，美國及西方人根本沒有任何興趣，索馬利亞只是因為海盜影響了船運美國派兵干涉結果只是死傷一小隊美國大兵美華人立刻撒手不管。但是像前南斯拉夫烏克蘭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委內瑞拉伊朗北韓古巴這些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的地方美華人就不惜代價全力干涉結果大家看到了，只要被美國盯上的國家沒有一個好下場。

1776年以前美國還沒有成立，哪裡動亂，那裡就有美國的影子，這不是絕對的看法。二戰以後，美國的國策是美國第一，是有美國的影子。

自美國獨立以來，其宏觀外交政策從不干涉主義（或稱孤立主義），逐漸演化為二戰前後的對外干預主義，直至冷戰及冷戰後的全球霸權主義。

這裡主要談一下冷戰以來的美國全球霸權主義。

二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絕大多數領域全方面領先世界各國，即使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也只是在個別領域能和美國分庭抗禮。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有能力也有意願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改造世界，其外交政策也就從此前的傾向於物質利益和中短期低風險利益，全面導向價值觀利益和中長期高風險利益。或者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從那時起就有了越來越多的理想主義色彩。

美國國務院宣稱，美國外交的目標是要建立和維持一個更民主、更安全和更繁榮的世界，以實現美國的利益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稱其政策目標包括：出口管制，包括核技術和裝置的不擴散；促進與外國的商業交流和保護美國海外商貿；國際商品協定；國際教育；保護美國海外公民。

從這些冠冕堂皇的詞藻中可以看出，美國把自己看成了是全人類的領袖，認為自己有責任領導世界，讓全世界逐漸“美國化”。

美國推行價值觀外交的主要手段就是搞二元對峙。這裡的“對峙”和“對抗”還是有些微妙區別的。“對峙”是冷和平，美國可以基於一些可能發生但還未發生的事情，利用“對峙”雙方的憂慮心理，兩頭撈好處，只要這種冷和平的微妙平衡不被打破，那些可能發生但還未發生的事情的發生機率就非常低。

具體來說，美國拉著一幫盟友，組成西方陣營，和非西方搞對峙，即便冷戰已經結束多年，美國也沒放棄這種模式，總要尋找一個“對手”，沒有“對手”就創造“對手”。這樣即可以在“對手”那裡胡蘿蔔+大棒輪番上陣撈好處，又可以掉過頭來從自己盟友身上卡油。美國的這一手段在盟友陣營內部和兩大陣營之間運用的還是比較成功的，但其在對手陣營內部培植自身勢力去搞“對峙”就不是那麼得心應手了。

從冷戰時期的東西德、南北越，一直到今天仍在持續的北韓半島，再到已經亂成一鍋粥的中東，美國在一個政治實體、民族實體、宗教實體或經濟實體中，拉一個打一個的經歷敗多勝少，計劃中的“對峙”很容易就惡化為“對抗”，冷和平很難維持下去。這也是我們經常感慨“美國插手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亂”的直觀感受來源。

事實上，造成這種局面並不是美國想看到的，這是美國外交政策失敗的部分。當年陷入越戰泥潭，如今又先後陷入伊拉克戰爭和敘利亞戰爭的泥潭，使得美國不但未能完全實現相應的戰略目標，反而搭進去高昂的機會成本。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曾經的成功讓其覺得“唯我獨尊”，弗朗西斯·福山的知名著作《歷史的終結》就是“唯我獨尊”的表現。美國從學界到政界都用一元線性眼光看待人類社會發展，認為美國先進，其他國家落後，這些落後的國家都要全方位向美國看起。這種觀點指導下的決策和行動，直接導致了美國完全忽略不同國家、地區、民族、宗教……的特殊情況，搞“一刀切”，強硬推行“美國化”，到頭來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添了問題，美國自身也沒有得到預期的利益。

如今，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理念，大有回到“孤立主義”或“不干涉主義”的勢頭，但美國此前幾十年擴充套件全球霸權，已經深深融入了國際事務之中，此時外交政策突然大轉彎，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給國際社會造成了不小的震盪，也使得這種“孤立主義”本身就變成了過河拆橋、損害國際社會利益的霸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