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商鞅變法中“誅行不誅心”，這是區分法治和人治最為根本的一點。這也是商鞅變法中做的最為超前的一點，這一法治理念也適用於現在的法律。

“誅行不誅心”主要變現，在以法治國的過程中，在行法的時候，不能以人善惡為評判標準，這裡有兩點：

1、也就是說不管這個人多磨善良，犯了錯，就要付出代價，就要受到法律的懲罰

2、一個人表現出犯罪傾向，無論多麼明顯，比如說我要去搶劫，但只要沒有付諸實施就無法對其實施懲罰

上面這兩點，在今天的法制國家依然通用，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商鞅變法的，法治多麼超前！

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所以我們在評判的時候是看起好大於壞，還是壞大於好，然後來決定是否去實施。

商鞅變法的“誅行不誅心”的好處很明顯：

1、強調了法律的公平性，法治於後，而非於前，當你觸犯了法律，那麼就可以留下充分的違法證據，違法犯罪行為有統一明確的度量，不至於錯判冤判；

2、降低社會的恐慌心理：如果採用誅心論，覺得某人可能會變壞，可能會違法就對其處罰，那麼就很容易造成社會的恐慌，因為好壞，善惡沒有明確的評判標準，存在不確定性，沒有統一的度量。一旦這樣做法制就變成了人治。

3、法律實施的可行性：“誅行不誅心”它可以形成明確的法律準繩和依據，做到標準化，這樣執法者可以是多人，只要大家按照這個標準來統一執法就可以，否則就會造成執法標準不一的不公平現象出現。直接強化了執法者的權利，導致執法者根據個人好惡來進行執法。

當然有好就有壞，這個是無法避免的，“誅行不誅心”的壞處在於：

我們無法制止不確定性的損失和破壞！

因為強調的是犯罪者有了犯罪行為之後，才能做出處理，一但執法處理，那就說明違法者已經做出了違法行為，違法行為本身是一種破壞行為，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對這種破壞行為事先做出制止。很明顯的一個例子，有一個人很兇很暴躁，缺乏法律意識，我們可能判定這個人遲早會做出殺人放火的事情，但是這個殺人放火的行為我們不確定在什麼時候出現，有可能幾天，有可能十幾年後，所以我們不能因此這樣就把這個人監控起來，限制它的行為。所以最終他出現了殺人放火行為之後才可以對其做出處理，而這個時候破壞已經產生，受害者已經遇害！

商鞅的“誅行而不誅心”的法制理念，是有失偏頗的。他只注重法治而忽視了道德教育與思想統治，只迷信以力以刑服人而忽視了用恩德去感化人，只顧用簡單粗暴的政治手段去處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梵燒《詩》、《書》，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甚至實行連坐法而刑及無辜等等。所以，他死於貴族的報復而“秦人不憐”，也就不足為怪了。他的政治措施能使秦國國富兵強而統一天下，卻不能使秦王朝長治久安，其真正原因就在於此。中國漫長而有力的專制社會，它的序幕是由商君拉開的。麥孟華稱他是"法學之鉅子而政治家之雄"。不過他卻忘記了一條最重要的治國方略，那就是:“恩感並施，寬嚴相濟”。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所以治國，最上之策是道德教化，其次才是正法。“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因此，中國才提出了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並重的治國理念。

法律雖能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住違法犯罪的行為，使人相對的不敢為，甚至不能為，但絕對根治不了不想為。所以只有誅行和誅心並舉才可能收到到更好的效果。

最後我想用中國古代孫卿子的一段話與大家分享，他說:“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生乎小人"。這大概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