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是明朝立國以來最為危險的一年。這一年，明朝的幾十萬軍隊在土木堡這個地方全軍覆沒，無數文武百官戰死，甚至連 皇帝明英宗在土木堡這個地方被俘。瓦剌首領利用被俘的明英宗騙開各邊關城門，一路南下，兵鋒直指北京。大明朝的形勢萬分危急，已經到了稍有不慎，大明江山就會化為烏有的地步。然而在這個緊急關頭，主角于謙臨危受命保衛京城。
身為一介文官的于謙靠什麼打贏了北京保衛戰？
土木堡之變摧毀了明朝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中央指揮決策機構。此時的北京城可謂群龍無首，人心惶惶。在已經失去政治、軍事核心的情況下，不少大臣都主張南遷。只有于謙等少數人反對。他們力排眾議，最後成功守住了北京城。
于謙是一介文官而並非武將，在此之前從未帶兵打仗，他為什麼就堅信北京城一定能守住呢？是盲目的自信，頭腦發熱，還是僅憑一腔熱血？于謙真的有條件贏下這場關於大明的生死存亡之戰，延續大明的命脈嗎？
在政治方面，明朝一開始是居於劣勢的。瓦剌也先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他抓住了明英宗。皇帝成為了瓦剌進攻的擋箭牌和“開路先鋒”。在皇帝面前，應戰就是置皇帝安危於不顧，大逆不道之罪。守關的將領畏首畏尾，投鼠忌器。最終被也先玩弄於股掌之間，騙開了不少城池。于謙看到了也先把明英宗作為政治籌碼來獲取政治優勢這一點。他針對性地提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在皇太后的支援下，另立朱祁鈺未新君，尊明英宗為太上皇。巧妙地化解了政治上的這個劣勢。隨著北京的政治核心重新構建，也先手上的明英宗也從王牌變成了擺設。拿皇帝賺城池的伎倆行不通了，只能硬著頭皮和明軍硬碰硬地打了。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自朱棣遷都以後，北京就是明朝的政治中心。明朝的宗廟、政府機構都設在北京。北京的政治基礎深厚，民眾認同度也高。南遷則會讓明朝失去長城這樣的戰略屏障和幽雲十六州的戰略要衝，南方無險可守，根本無法阻擋蒙古騎兵的衝擊。于謙另立新君，成功化解了明朝的政治困境，也使得固守北京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也為守城之戰的重要戰略。
在軍事方面，雖然明英宗朱祁鎮和太監王振敗光了明朝的一線精銳部隊，但明朝統治的根基仍然未被動搖。此時仍有大量戰鬥力雖差但人數眾多的二線部隊。數量上對瓦剌形成了絕對優勢。而且在於謙的堅持下，大明朝廷固守北京的戰略決心已下。因此就能夠快速動員，很快組建起一直22萬人的守城部隊。
外地勤王的軍隊也已源源不斷向北京開進。也先率領的瓦剌軍只是長驅直入，後方宣府、大同等戰略要點還在明軍手中。瓦剌要想取勝，就必須速戰速決，迅速拿下北京城，否則就只能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很容易全軍覆沒。況且明軍還有一個制勝的法寶，那就是明朝的火器。如果是野戰，也許明朝的火器對陣瓦剌的騎兵優勢並不明顯，但是守城作戰，火器對攻城部隊的威脅就相當大了。何況攻城本來就不是騎兵的強項，在威力強大的火器面前攻城就是送人頭。
而且北京作為明朝的都城，城防堅固程度是首屈一指的，周圍還有護城河環繞，加上此前歷朝歷代對北京城防的經營，在沒有大威力攻堅武器的情況下要想硬攻是很難取得突破的。
上面這些雖然都是明朝能守住北京城的優勢所在，但實際上最關鍵的並不是這些。而是明朝的軍民一心，同仇敵愾。明朝民眾尤其是北京城內的民眾都明白一點，北方遊牧民族野蠻、殘暴，一旦城破就意味著家破人亡。所以面對外族入侵，北京城內的百姓空前團結。民心可用，于謙才能在短時間內動員起民眾修築了大量的防禦工事。加固整修了城門，構築了城壕，加強了北京城的防禦力量。而且還將通州的幾百萬石糧食運進了北京，解決了守城軍民的糧食問題。
由此可見，于謙提出固守北京並非是頭腦發熱或者只是一腔熱血，而是對形勢有著認真的分析，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明朝的情況看似岌岌可危，但是明朝仍有絕對的能力守住北京。也正是因為于謙的力爭和堅持，才有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也才使得明朝避免了再一次出現兩宋時期的戰略被動局面。成功保住了大明王朝的江山。于謙也因此成為了民族英雄而受後人敬仰。
公元1449年是明朝立國以來最為危險的一年。這一年，明朝的幾十萬軍隊在土木堡這個地方全軍覆沒，無數文武百官戰死，甚至連 皇帝明英宗在土木堡這個地方被俘。瓦剌首領利用被俘的明英宗騙開各邊關城門，一路南下，兵鋒直指北京。大明朝的形勢萬分危急，已經到了稍有不慎，大明江山就會化為烏有的地步。然而在這個緊急關頭，主角于謙臨危受命保衛京城。
身為一介文官的于謙靠什麼打贏了北京保衛戰？
土木堡之變摧毀了明朝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中央指揮決策機構。此時的北京城可謂群龍無首，人心惶惶。在已經失去政治、軍事核心的情況下，不少大臣都主張南遷。只有于謙等少數人反對。他們力排眾議，最後成功守住了北京城。
于謙是一介文官而並非武將，在此之前從未帶兵打仗，他為什麼就堅信北京城一定能守住呢？是盲目的自信，頭腦發熱，還是僅憑一腔熱血？于謙真的有條件贏下這場關於大明的生死存亡之戰，延續大明的命脈嗎？
在政治方面，明朝一開始是居於劣勢的。瓦剌也先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他抓住了明英宗。皇帝成為了瓦剌進攻的擋箭牌和“開路先鋒”。在皇帝面前，應戰就是置皇帝安危於不顧，大逆不道之罪。守關的將領畏首畏尾，投鼠忌器。最終被也先玩弄於股掌之間，騙開了不少城池。于謙看到了也先把明英宗作為政治籌碼來獲取政治優勢這一點。他針對性地提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在皇太后的支援下，另立朱祁鈺未新君，尊明英宗為太上皇。巧妙地化解了政治上的這個劣勢。隨著北京的政治核心重新構建，也先手上的明英宗也從王牌變成了擺設。拿皇帝賺城池的伎倆行不通了，只能硬著頭皮和明軍硬碰硬地打了。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自朱棣遷都以後，北京就是明朝的政治中心。明朝的宗廟、政府機構都設在北京。北京的政治基礎深厚，民眾認同度也高。南遷則會讓明朝失去長城這樣的戰略屏障和幽雲十六州的戰略要衝，南方無險可守，根本無法阻擋蒙古騎兵的衝擊。于謙另立新君，成功化解了明朝的政治困境，也使得固守北京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也為守城之戰的重要戰略。
在軍事方面，雖然明英宗朱祁鎮和太監王振敗光了明朝的一線精銳部隊，但明朝統治的根基仍然未被動搖。此時仍有大量戰鬥力雖差但人數眾多的二線部隊。數量上對瓦剌形成了絕對優勢。而且在於謙的堅持下，大明朝廷固守北京的戰略決心已下。因此就能夠快速動員，很快組建起一直22萬人的守城部隊。
外地勤王的軍隊也已源源不斷向北京開進。也先率領的瓦剌軍只是長驅直入，後方宣府、大同等戰略要點還在明軍手中。瓦剌要想取勝，就必須速戰速決，迅速拿下北京城，否則就只能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很容易全軍覆沒。況且明軍還有一個制勝的法寶，那就是明朝的火器。如果是野戰，也許明朝的火器對陣瓦剌的騎兵優勢並不明顯，但是守城作戰，火器對攻城部隊的威脅就相當大了。何況攻城本來就不是騎兵的強項，在威力強大的火器面前攻城就是送人頭。
而且北京作為明朝的都城，城防堅固程度是首屈一指的，周圍還有護城河環繞，加上此前歷朝歷代對北京城防的經營，在沒有大威力攻堅武器的情況下要想硬攻是很難取得突破的。
上面這些雖然都是明朝能守住北京城的優勢所在，但實際上最關鍵的並不是這些。而是明朝的軍民一心，同仇敵愾。明朝民眾尤其是北京城內的民眾都明白一點，北方遊牧民族野蠻、殘暴，一旦城破就意味著家破人亡。所以面對外族入侵，北京城內的百姓空前團結。民心可用，于謙才能在短時間內動員起民眾修築了大量的防禦工事。加固整修了城門，構築了城壕，加強了北京城的防禦力量。而且還將通州的幾百萬石糧食運進了北京，解決了守城軍民的糧食問題。
由此可見，于謙提出固守北京並非是頭腦發熱或者只是一腔熱血，而是對形勢有著認真的分析，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明朝的情況看似岌岌可危，但是明朝仍有絕對的能力守住北京。也正是因為于謙的力爭和堅持，才有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也才使得明朝避免了再一次出現兩宋時期的戰略被動局面。成功保住了大明王朝的江山。于謙也因此成為了民族英雄而受後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