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紹熙五年閻十二月（即慶元始年前一個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之後，慶元二年十二月，朱熹因為趙汝愚之“暴死”不平上書而再次被詔“落職，罷祠”，慶元三年十二月宋寧宗“置偽學之籍”，慶元四年五月又有“詔嚴偽學之禁”，如此打擊不斷，到慶元六年三月，朱熹終於離開這個世界，說是含冤而死，或遭受迫害而死，都不算過分。
關於朱熹之死，史書記載：“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引自《綱鑑易知錄》）這段話言簡意賅，卻透露?多方面的資訊：
如今某些論者，總說宋代的統治者待士如何如何，宋代之士又如何如何。其實，士之為士，也有種種，不可一概而論。被列入“偽學逆黨”的不少是士，製造“偽學逆黨”冤案的不少也是士。因為“攻偽學日急”的時勢，原先與朱熹相交相知相善之“士”的各種嘴臉同樣得到充分顯現，有“更名他師”改換門庭的，有“過門不入”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更有落井下石，想踩?朱熹的肩膀往上爬的。表演突出的，胡紘可算一個，此公“未達”時，曾到建安去拜謁過朱熹，此時卻“銳然以擊熹自任”；曾“採摭熹《語》、《孟》（按：指《論語集註》《孟子集註》）之語以自售”的沈繼祖也算一個，胡紘“以疏章授之，繼祖謂立可致富貴”，就為這“富貴”二字，他可以言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誣朱熹“大罪有六”，稱“熹為大奸大憝”，“請加少正卯之誅”也正是他。
誠然，儘管“時攻偽學日急”，亦仍有“特立不顧者”，較為突出的如同樣名在“偽學”黨籍的蔡元定與呂祖泰。元定逮捕在即而“色不為動”，朱熹喟然感嘆：“友朋相愛之情，季通（即元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呂祖泰“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冑“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因此而挨庭杖一百，發配欽洲牢城收管。就是那些“屏伏丘壑”者，至少也是潔身自好之君子，不願隨波逐流，不肯推波助瀾；就是那些前來聽朱熹講學的“生徒”，尤其是“自遠至者”，也可敬可佩，很不容易—那是“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連參加“鄉試”都要被責令寫下“系不是偽學”五字的時候。
朱熹很淡定，儘管承受多種壓力，仍孜孜不倦地“講學不休”；儘管家境清貧，仍一如既往地接待“諸生”，且以“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儘管友人好心“勸其謝遣生徒”，以免增添麻煩，惹是生非，他也只是“笑而不答”，凡此種種，都可為“淡定”二字作注。尤其在病情惡化（“病且革”）臨終之時，“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更可見朱熹在生死之間的從容。唯有心無旁騖，無怨無悔者，方能達到如此境界。
韓侂冑及其黨羽在慶元黨禁的過程中得以步步高陞，慶元四年五月加“少傅”封“豫國公”的韓侂冑，慶元五年九月加“少師”封“平原郡王”，慶元六年十月又加“太傅”，而京鏜、謝深甫則在朱熹去世前一個月當上左右丞相，何澹也在那個時候“知樞密院事”。顯然，那個時候，韓侂冑已獨霸朝政，其黨羽亦彈冠相慶，但他們心裡並不踏實，一有風吹草動，每一根神經都會緊張起來。
朱熹即將下葬之時，就有右正言施康年進言：“四方偽徒聚於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引自《綱鑑易知錄》）可見，朱熹的影響，朱熹的冤屈，製造冤案，迫害朱熹的韓侂冑之流心中是明白的，這才擔心“四方偽徒聚於信上，欲送偽師之葬”；即使對他們自己製造冤案，迫害朱熹的所作所為，韓侂冑之流也未必就充滿自信，這才害怕“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
朱熹之死，就這樣成了一個特殊的“敏感期”，要嚴令各地“守臣約束”，以防不測了。
自紹熙五年閻十二月（即慶元始年前一個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之後，慶元二年十二月，朱熹因為趙汝愚之“暴死”不平上書而再次被詔“落職，罷祠”，慶元三年十二月宋寧宗“置偽學之籍”，慶元四年五月又有“詔嚴偽學之禁”，如此打擊不斷，到慶元六年三月，朱熹終於離開這個世界，說是含冤而死，或遭受迫害而死，都不算過分。
關於朱熹之死，史書記載：“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引自《綱鑑易知錄》）這段話言簡意賅，卻透露?多方面的資訊：
如今某些論者，總說宋代的統治者待士如何如何，宋代之士又如何如何。其實，士之為士，也有種種，不可一概而論。被列入“偽學逆黨”的不少是士，製造“偽學逆黨”冤案的不少也是士。因為“攻偽學日急”的時勢，原先與朱熹相交相知相善之“士”的各種嘴臉同樣得到充分顯現，有“更名他師”改換門庭的，有“過門不入”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更有落井下石，想踩?朱熹的肩膀往上爬的。表演突出的，胡紘可算一個，此公“未達”時，曾到建安去拜謁過朱熹，此時卻“銳然以擊熹自任”；曾“採摭熹《語》、《孟》（按：指《論語集註》《孟子集註》）之語以自售”的沈繼祖也算一個，胡紘“以疏章授之，繼祖謂立可致富貴”，就為這“富貴”二字，他可以言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誣朱熹“大罪有六”，稱“熹為大奸大憝”，“請加少正卯之誅”也正是他。
誠然，儘管“時攻偽學日急”，亦仍有“特立不顧者”，較為突出的如同樣名在“偽學”黨籍的蔡元定與呂祖泰。元定逮捕在即而“色不為動”，朱熹喟然感嘆：“友朋相愛之情，季通（即元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呂祖泰“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冑“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因此而挨庭杖一百，發配欽洲牢城收管。就是那些“屏伏丘壑”者，至少也是潔身自好之君子，不願隨波逐流，不肯推波助瀾；就是那些前來聽朱熹講學的“生徒”，尤其是“自遠至者”，也可敬可佩，很不容易—那是“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連參加“鄉試”都要被責令寫下“系不是偽學”五字的時候。
朱熹很淡定，儘管承受多種壓力，仍孜孜不倦地“講學不休”；儘管家境清貧，仍一如既往地接待“諸生”，且以“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儘管友人好心“勸其謝遣生徒”，以免增添麻煩，惹是生非，他也只是“笑而不答”，凡此種種，都可為“淡定”二字作注。尤其在病情惡化（“病且革”）臨終之時，“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更可見朱熹在生死之間的從容。唯有心無旁騖，無怨無悔者，方能達到如此境界。
韓侂冑及其黨羽在慶元黨禁的過程中得以步步高陞，慶元四年五月加“少傅”封“豫國公”的韓侂冑，慶元五年九月加“少師”封“平原郡王”，慶元六年十月又加“太傅”，而京鏜、謝深甫則在朱熹去世前一個月當上左右丞相，何澹也在那個時候“知樞密院事”。顯然，那個時候，韓侂冑已獨霸朝政，其黨羽亦彈冠相慶，但他們心裡並不踏實，一有風吹草動，每一根神經都會緊張起來。
朱熹即將下葬之時，就有右正言施康年進言：“四方偽徒聚於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引自《綱鑑易知錄》）可見，朱熹的影響，朱熹的冤屈，製造冤案，迫害朱熹的韓侂冑之流心中是明白的，這才擔心“四方偽徒聚於信上，欲送偽師之葬”；即使對他們自己製造冤案，迫害朱熹的所作所為，韓侂冑之流也未必就充滿自信，這才害怕“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
朱熹之死，就這樣成了一個特殊的“敏感期”，要嚴令各地“守臣約束”，以防不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