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滿清被迫開國門。為了富國強兵，拯救大清，慈禧和恭親王奕忻派兒童到歐美留學深造，開辦京師大學堂，請外國老師，教導滿清貴族少年學英文。古人沒那麼愚蠢，學英語的手段一樣，何況百年前的英語比現在簡單，有根基的，輕輕鬆鬆就掌握了英語。

早在明朝末年，明朝士大夫為了學習西方技術，就和傳教士合作，翻譯了幾何學。傳教士為了在中國傳教，不怕困難學習漢語，然後編寫中英辭典，傳授英語給華人。

英語不過是門工具，沒那麼困難，只要你願意，肯定能掌握。

中國從秦漢時代到清朝中期之前一直都是數一數二的超級大國（當然，這裡指的是統一的時代），以天朝大國自居，朝廷裡也沒人會主張學外語，底下的百姓就更不大可能願意學外語了，唐朝的時候外國有大批的人來中國學習、經商，甚至做官，這時候主要是外華人學漢語，京師當時設有“四夷館”，專門負責接待外華人、翻譯外語書籍等事物。

元朝、明朝時候西方人開始了大航海時代，靠掠奪、殖民新大陸、非洲，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他們當時對遙遠的中國充滿了崇拜，許多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但是華人學習外語實在是談不上。

清朝中後期，西方列強科技超越中國，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接連戰敗，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國家統治岌岌可危，這時候開始有人宣揚要學習西洋學術、科技，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當時翻譯外語發音都是用漢字表示，雖然在十九世紀初，就有英華人編撰了一部《中文字典》，用拉丁字母來表示漢字，但是也只是在傳教士之間流傳，基本上沒有幾個華人用此來學習英文。

晚清時代真正學英文的，除了貴族階級（比如光緒、溥儀他們的英文都很不錯）這種的有一對一的教師教的，多數都是留洋的。這兩種學習方式，都是基本上在純英語環境下學習，屬於先說後寫，完全沒有用過英文字母的人很難上手，沒有語言環境也是很難掌握的。

民國時期由於軍閥混戰、動盪不安，國家也沒有很好的推行出一套規範、成熟的漢語拼音方案，學習英文自然也沒有形成多大規模，直到1958年，新中國推出了《漢語拼音方案》以後，才為中英文互通創造了了良好的條件。

28歲就擔任北洋政府駐美公使的顧維鈞英語水平極好，好到什麼程度？13冊的《顧維鈞回憶錄》原文是英文，我們看到的500多萬字的中文版是翻譯而來。顧維鈞在其回憶錄裡講到小時候學英語的情形。因為不喜歡私塾的刻板沉悶，1898年，10歲的顧維鈞進入位於上海英租界的英華學院開始學習英文。

顧維鈞參加的英文班約有50名男生，老師是一位留美學生。這位老師的競爭性教學方法深得顧維鈞喜歡，他在書裡詳細記載了這一段經歷。

“教室裡除了每個學生各有一套桌椅外，老師的兩側各擺著兩條長凳。這四條長凳是給選出來的十二名拼字優秀生坐的。”老師宣佈完要拼讀的生字，只有回答優異的人才能坐到老師身邊的長凳上。而且，長凳上的位置也依據表現分出高下。“整個拼字過程令人興奮，比賽的氣氛十分濃厚。”

一週三節的英文課，一個學期下來，年齡最小的顧維鈞長期把持長凳的首位。這樣的拼讀比賽大大提高了顧維鈞的英文水平。

相比於同齡人顧維鈞，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學英語之路卻不順利。他在回憶錄裡寫到，“我為了找位英文好老師，曾經一再轉學，結果總使我大失所望。”十二歲時，在紹興的中西學堂，教蔣夢麟英文的中國老師“發音錯得一塌糊糊”。導致他後來花了很大精力才糾正過來。

過來，蔣夢麟又到了上海一家天主教學校學習英文，教他的是一位法國神父。過了一段時間，他才意識到，這位神父教他的，是法語口音的英文。

再後來，蔣夢麟又轉學到另一家教會學校，校長是個木匠出身的美國傳教士。他回憶到，“我以為在這所教會學校裡，至少可以學好英文。”結果，因為對這位校長言語的極度不滿，蔣夢麟學英語之路又有一次遭遇失望。

儘管學英語的遭遇大不相同，有趣的是，顧維鈞和蔣夢麟最終都赴美留學，還成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最終，兩人也都成長為他們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