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安石變法沒有涉及土地所有權這一封建社會的根本毒瘤問題，從秦初廢除井田制後，土地所有權歸私有，表面上提高了國家稅收，但是私有必然導致地方豪強壓迫掠奪貧農，封建社會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這些地方貴族手裡，中央集權和貴族勢力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得先做好文化鋪墊，讓等級觀念淡化，再用國家機器殺光打趴貴族，參考《湖南農村運動考察報告》，要團結利用農民階級，用小農制小農。

2，手段不夠狠，當時的宋朝已經進入封建社會成熟期，生產關係已經逐漸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改革就要往死裡搞，必須矯枉過正，對貴族勢力還是太仁慈，尤其是對地方豪紳僅僅是罰錢，最多用刑罰，這是不夠的，必須要掀起一股對抗貴族階級的人民戰爭，永遠的把貴族踩在腳底下。

首先，說“王安石變法是讓宋朝朝著更具現代化的方向進步的變法”是完全沒有看懂王安石變法要幹什麼！王安石變法變了很多法，比如青苗法、市易法、僱役法等等，但仔細看這些“法”，其實都不是什麼真正的制度改革，而是稅收改革，青苗法就是朝廷貸款給農民，然後收取利息，最後實際上變成一種變相的新稅種，僱役法就是由老百姓交錢，免除老百姓去政府部門服雜役，就是所謂的“交免役錢”，這實際上也是一種變相的稅種，所以王安石變法的本質，就是提高朝廷的財政徵收能力，所以王安石變法和現代化一毛錢關係也沒有，他就是一個朝廷內部關於如何提高財政收入的變法罷了。

其次，所謂“王安石的重商主義”也是對王安石變法的誤讀，什麼是重商主義，就是把商業發展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以發達的商業作為國家的核心競爭力，這是近代西方國家的資本積累的國際競爭過程中出現的，他是一種國際貿易政策，不是針對國內的，重商主義強調積累貴金屬貨幣和對外貿易的重要性，重商主義認為財富的真正源泉是對外貿易，要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只有通過出超，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援下發展對外貿易。其實，這就是最近特朗普政府要跟中國打貿易戰的理論根源。

我們看看王安石變法，他完全是宋朝內部如何強化財政稅收的問題，換句話說，重商主義看重的是如何透過對外貿易去別的國家賺錢，而王安石變法關注的是如何採用更加有效的手段從宋朝的老百姓手上弄到錢，所以重商主義跟王安石一點邊上沾不上，只不過王安石跟一般的宋朝官員不同，他發現了當時農民手上已經沒錢，但商人和商業運營的過程中卻有大量的資金，於是把收稅政策調整到重點徵收商業稅上去，所以他關注商業，不是關注商業發展本身，而是關注商業貿易帶來的稅收。而事實上，王安石變法中提高稅收的關鍵方法就是從流通中的商業環節中去榨取鉅額的稅收（比如所謂市易法，就是利用朝廷的強權，去市場上做壟斷型的商業經營，比如鹽、茶、酒等日用消費品的專賣政策，也是利用朝廷的力量去嫌取商業中的所謂壟斷利潤），因為農民已經沒什麼錢了，所以儘可能向商人和商業環節中去增加稅收，這種拿商業開刀的辦法，實際上是嚴重打擊了宋朝的商業發展，這是一種抑制商業繁榮的稅收政策，根本不是什麼重商主義。

所以綜合來說，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思想就是落後的，是不利於宋朝經濟發展而只利於宋朝朝廷收稅創收的變法，再加上參與變法的人從中撈好處，造成的惡劣影響就更壞了。

王安石變法基本上是與民爭利，加強對老百姓盤剝的一種辦法，從老百姓手中奪過來的錢，多數用到了對外戰爭！本來晚安時，執行新法宣傳的口號，是為了民眾謀福利，加強方田法，減輕民眾的負擔，但最後的結果是從老百姓身上的爭奪的賦稅更多，而這些本來承諾要用在農村興修水利，改善人民生活的錢，都作了軍費。所以，老百姓才會對新法怨聲載道，以至於稱呼王安石為拗相公。

而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提出了祖宗之法不足鑑，直接導致了宋代皇帝和文官集團關係的緊張，導致皇權日漸跋扈，而因為當時很多朝臣對王安石做法的抵制，導致王安石不得不啟用一些道德低下的小人為他推行新法，而這些小人因為黨同伐異讓文官集團關係更加緊張，另外就是這些小人為了在王安石面前邀功，不斷的強行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導致新法執行起來弊端更多，百姓的負擔更重。這個新法幾乎就完全成了惡法。

改革者足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