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是中國的帝制出現以前一種有效維持王朝的統治方式，隨著春秋戰國的兼併戰爭促使了大一統制度誕生，為中央集權服務的是郡縣制，分封制自然而然被時代所淘汰。

分封制的侷限就是大王朝裡有國中之國，國王擁有處理國政的自主權，對中央只有進貢的義務卻無交稅的義務，能夠獨立發展經濟和軍事，設立自己的臣子。而受到分封的通常是皇室宗親，這些諸侯有的血緣疏遠，有著卻具有對皇位的繼承權，一旦中央失去控制力，就會促使諸王爭權。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時代的分封制還是有差異的，西漢開始採取的是郡國並行，中國的西方是漢國直轄領地，東方一半國土分封於諸侯王。西漢看上去是一個大一統王朝，實則也能理解為又回到了秦國對抗戰國六雄的局面，漢政府只是依靠天下共主的名義號召了同姓諸侯。隨著中央政府打贏七國之亂，再到漢武帝實施推恩令，諸侯王的威脅才徹底消除。

司馬炎的西晉實施分封制，是因為司馬氏得國不正，又因為曹魏實施禁錮諸王的政策，使藩王空有名號而無實權，才招致司馬氏篡位成功。前車之鑑下，司馬炎只能依靠宗室統領各地兵權來壓制地方勢力，以警惕權臣謀奪皇權。這些諸侯王是名義上的國王，實際上統治各地的將軍、官員。

結果卻是沒防住後宮和外戚擅權，反因中央權力陷入空虛，致使諸侯先後奪權。趙王司馬倫是司馬懿的兒子，而司馬師和司馬昭就有前後相承的關係，由兄弟繼承皇位對司馬倫來講有一定合理性，最終竟然讓司馬倫一度篡位成功。相反的，如果司馬倫只是一位外姓權臣，他篡位的過程就要困難得多，這就是分封制帶來的危害，距離皇位越近的人越給予他們爭權的誘惑。

至明朝，朱元璋又在實施分封制，他的分封制主要是讓諸王領兵駐守在邊疆，為中央政府守江山，一旦中央有權臣操縱皇帝，藩王還能領兵清君側。實則就是讓自己的兒子取代了一大批將軍，將兵權壟斷在姓朱的手裡。

結果卻適得其反，燕王朱棣起兵清君側，把皇位都清了過來。而朱棣起兵的主要原因是朱允文削藩，逼死許多藩王激起的眾怒。這不是說誰對誰不對的問題，是分封制最終都會造成諸侯王與中央政府不可調和的矛盾，朱棣上臺後一樣進行削藩，不然國家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就總要受藩王牽制，無法有效展開。

舉個例子，西漢初期對抗匈奴，只敢拿出十萬左右兵力，其餘兵力還要留著防備諸侯王。漢武帝時期征討匈奴，可動員全國兵力多達六十萬之眾。朱元璋分封的藩王其部隊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這些藩王互相併不統屬，中央雖對他們有調動的權力，但也需要謹慎把握尺度，換句話說就是看藩王的態度和心情。

沒有一位皇帝願意在實施大型軍事行動前，還去考慮對方心情是不是願意合作。在更早的戰國時期，各國變法都是傾向於中央集權，其中秦國成功後的動員力遠遠大於各國。楚國擁有大面積國土，卻無法有效動員各地人力、財力，受到分封的舊貴族牽制，才頻頻落敗。這些親戚都坐鎮在外，究竟有些什麼心思都不明白，還不如身邊的臣子知根知底。依靠血統來維持皇權穩定，這樣的做法早在春秋戰國就明確表示已經行不通，只是有人偏不信邪。

引起諸侯判亂不是因為分封制，而是因為人口增長后土地供給短缺。

每次分封都是改朝換代之時，戰爭結束之後國家興盛之初。

諸侯獲封后，民眾安居，人丁興旺，人口大量增加，隨之就會出現物質供應不足，土地短缺這種比較突出的矛盾。

而分封制又使國家集權對諸侯各國的計劃調劑能力掌控不足，自然也引起諸侯各國不滿。

所以每次諸侯判亂多為群發也是其特點之一。

中央集權可以最大限度的調集人力物力幹大事，這也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制度。而分封制在整個封建制度之間又不斷的穿插著進行，自然也有一定不得不的道理。

一般都是王朝創立初期，皇帝立足未穩，肯定要給至親們封王封候，以鞏固自身。然後地位穩固了，王侯們經營了那麼多年，自然也有了一定的火候，尾大不掉。

所以說這種分封制是人類繁衍規律的一種體現，不會因為某個時間或某個政策消亡，競爭中生存。

人的大腦也是一種宇宙規律的體現，就像宇宙接收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