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莊子·繕性》中的看法，隱居實際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種在逆境、亂世中儲存自身、潔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並不是一種人生的常態，而是一種人生的“權態”。從個人的角度講，當個人的人生出現了問題，即身處逆境時，或者是為了韜光養晦，或者是為了避亂全身，或者是真的對世事心灰意冷，然後就產生隱居避世的想法；從社會的角度講，當社會出現了問題，為了自保，士人才選擇避世隱居，所以亂世中往往產生大量的隱士，隱士文化在魏晉時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晉時期可以說是中國隱士文化最為盛行的時期，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淵明等各種型別的隱士。正如上面所說，隱士文化在魏晉時期的興起，既與這一時期的政治環境有關，也與當時的隱士自身的遭遇以及生命氣質有關。具體講來，原因無非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當時司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權，以下犯上，篡位奪權，大逆不道，為士人所不齒。有氣節計程車人都不願意跟他們合作，但司馬氏集團為了控制士人，實行了高壓政策，給士人們提出了兩條路，要麼跟我合作，要麼被殺。面對受辱與被殺的兩難抉擇，嵇康、阮籍等聰明計程車人自己創造了第三條路，即逃避之路，透過隱居以躲避司馬氏的迫害。嵇康等人最後之所以沒有逃脫被殺的命運，並不是因為他們選擇的道路不好，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很好地堅持。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嵇康等並不是真正的隱士，“隱”只是他們用來逃避司馬氏迫害的手段，所以他們的隱居是不徹底的，他們並不是真正看透了世事，才選擇了隱居的道路，而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當他們走上隱居之路的同時，又不甘心於就此沉淪，處處以怪異之舉以明志，被殺自然難以避免。

晉朝既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是一群讀書人潔身自好，自然灑脫的時代，兩者不相容，所以隱士文化都是逼迫無奈而做出來的事情。

環境背景：讀書人誰不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晉朝是透過不光彩的手段獲得的國家統治權，導致大量的儒家士族不屑與其為舞，但是這些晉朝的權臣又想透過這些人給自己正名，這樣就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大量的知識分子就會歸野山林，不問這塵世間的事情，比如說陶淵明啊，竹林七賢（當然裡面也有想當官的）等等

宗教的影響：常年的紛爭導致儒家學說並不能完全適用，此時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同時對於儒教的弊端，學者們開始融入道教的思想，創立了玄學，形成了北方信佛，南方信教的局面，崇尚玄學的文人開始對政權不滿意，於是隱身避世，在自然中尋找心靈的解脫。所以後來才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