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路》記載，葉公語孔子：“吾鄉有直躬之人，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對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對孔子此言，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這體現了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即親親之愛——為父之慈，人子之孝，夫婦之義，兄弟之悌。另一種則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縱容和包庇親人犯罪。違背了法治之精神。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確實源自儒家的親親之愛。這一點毋庸再議。鄙人就孔子是否支援包庇和縱容親人犯罪，是否“刑隱於親”作詳細解析。
《左傳·昭公十四年》記載，晉國大夫刑侯與雍子爭田，罪在雍子。叔魚（叔向之弟）暫攝刑獄，雍子為得刑侯之田，將女兒送與叔魚，叔魚便歸罪於刑侯。刑侯怒，殺二子於朝。晉國執政韓宣子問政於叔向，叔向曰：“刑侯專殺，雍子知其罪而賂，叔魚枉法。三子同罪，誅生戮死可也。”於是誅刑侯，屍雍子與叔魚於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殺親益榮，猶義也。”
由此可見，對於執政者，孔子並不支援和包庇親人犯罪，而是支援“治國治刑，不隱於親”的。但對於普通百姓，孔子則是另一個標準。
我們再回顧《論語》中，父親偷羊之事。國君和卿大夫們是絕不會偷羊的。偷羊者肯定是缺衣少食的貧民。孔子是因人因事而論之。
在孔子看來，父親偷羊是小節，所謂“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與身而不為非者，寡矣。”
在今天看來，偷羊不是犯罪，而是危害不大的普通違法行為。偶爾一次行竊，危害不大，是不追究刑事責任。
而兒子告發父親。則是給父親貼了標籤——小偷。所謂一次行竊，終生是賊。父親為了讓妻兒吃一頓肉，而被兒子告發，一輩子都無法抬頭做人。
對比父親與兒子之行，父親雖然偷羊，但依然是慈父。而兒子卻毀掉了父親的一生，顯然兒子的社會危害性更大。
法之目何在？孔子曰：“奉法以利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更有利於良好的社會秩序，與法治的最終目的異曲同工。
再看一下《論語·里仁》中，孔子對父母過錯的態度：“事父母幾諫。”可見，對父母的過錯。孔子即不主張一味的單純隱瞞。亦主張主動告發。而是應當關起家門來，委婉的勸諫。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能如此洞察人性、人倫、社會秩序，孔子是無可爭議的聖人。
假如諸位家境貧困，缺衣少食。已經三年不知肉味，這天，父親偷了一隻羊，讓全家人美餐一頓。作為兒女的你，是會告發父親，還是子為父隱？骨肉之親，血濃與水。我們無疑會與孔子有同樣的選擇。可見，孔子不但是聖人，亦是凡夫俗子！
在《韓非子·五蠹》中，亦有此事的記載：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揭之吏。令尹曰：殺之。令尹之舉，可謂殺一人而天下正。而韓非則曰：君之直臣，父之暴子。在韓非看來，兒子雖然是暴子，但其行是告奸，是君之直臣。韓非稱讚告奸的兒子。
華夏五千年文明史，只有兩個時期，鼓勵骨肉至親之間告奸：一個是秦朝。一個是某時期。這兩個時期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治人——人整人，人治人。
西方法治思想的奠基人孟德斯鳩，與孔子一樣，支援骨肉至親之間互隱：丈夫怎能揭發妻子呢？孟德斯鳩與孔子皆認為，法律不能泯滅人性。只有維護社會公序良俗，保障人民自由幸福。這才是真正的法治。
附錄：透過《韓非子》的記載可知，對楚國令尹誅殺告奸之子。被國君、卿大夫、士農工商各個階層贊同。葉公也肯定認為，揭發父親之人泯滅人性。葉公故意這樣問孔子，是在試探。原來，孔子的價值觀，與楚國令尹、葉公、世人是一致的。反對骨肉至親之間檢舉揭發。
最後再問兩個問題：
誰遵循人性？誰又扼殺、泯滅人性？
偷羊的父親，揭發的兒子，誰的社會危害更大？
《論語·子路》記載，葉公語孔子：“吾鄉有直躬之人，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對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對孔子此言，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這體現了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即親親之愛——為父之慈，人子之孝，夫婦之義，兄弟之悌。另一種則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縱容和包庇親人犯罪。違背了法治之精神。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確實源自儒家的親親之愛。這一點毋庸再議。鄙人就孔子是否支援包庇和縱容親人犯罪，是否“刑隱於親”作詳細解析。
《左傳·昭公十四年》記載，晉國大夫刑侯與雍子爭田，罪在雍子。叔魚（叔向之弟）暫攝刑獄，雍子為得刑侯之田，將女兒送與叔魚，叔魚便歸罪於刑侯。刑侯怒，殺二子於朝。晉國執政韓宣子問政於叔向，叔向曰：“刑侯專殺，雍子知其罪而賂，叔魚枉法。三子同罪，誅生戮死可也。”於是誅刑侯，屍雍子與叔魚於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殺親益榮，猶義也。”
由此可見，對於執政者，孔子並不支援和包庇親人犯罪，而是支援“治國治刑，不隱於親”的。但對於普通百姓，孔子則是另一個標準。
我們再回顧《論語》中，父親偷羊之事。國君和卿大夫們是絕不會偷羊的。偷羊者肯定是缺衣少食的貧民。孔子是因人因事而論之。
在孔子看來，父親偷羊是小節，所謂“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與身而不為非者，寡矣。”
在今天看來，偷羊不是犯罪，而是危害不大的普通違法行為。偶爾一次行竊，危害不大，是不追究刑事責任。
而兒子告發父親。則是給父親貼了標籤——小偷。所謂一次行竊，終生是賊。父親為了讓妻兒吃一頓肉，而被兒子告發，一輩子都無法抬頭做人。
對比父親與兒子之行，父親雖然偷羊，但依然是慈父。而兒子卻毀掉了父親的一生，顯然兒子的社會危害性更大。
法之目何在？孔子曰：“奉法以利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更有利於良好的社會秩序，與法治的最終目的異曲同工。
再看一下《論語·里仁》中，孔子對父母過錯的態度：“事父母幾諫。”可見，對父母的過錯。孔子即不主張一味的單純隱瞞。亦主張主動告發。而是應當關起家門來，委婉的勸諫。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能如此洞察人性、人倫、社會秩序，孔子是無可爭議的聖人。
假如諸位家境貧困，缺衣少食。已經三年不知肉味，這天，父親偷了一隻羊，讓全家人美餐一頓。作為兒女的你，是會告發父親，還是子為父隱？骨肉之親，血濃與水。我們無疑會與孔子有同樣的選擇。可見，孔子不但是聖人，亦是凡夫俗子！
在《韓非子·五蠹》中，亦有此事的記載：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揭之吏。令尹曰：殺之。令尹之舉，可謂殺一人而天下正。而韓非則曰：君之直臣，父之暴子。在韓非看來，兒子雖然是暴子，但其行是告奸，是君之直臣。韓非稱讚告奸的兒子。
華夏五千年文明史，只有兩個時期，鼓勵骨肉至親之間告奸：一個是秦朝。一個是某時期。這兩個時期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治人——人整人，人治人。
西方法治思想的奠基人孟德斯鳩，與孔子一樣，支援骨肉至親之間互隱：丈夫怎能揭發妻子呢？孟德斯鳩與孔子皆認為，法律不能泯滅人性。只有維護社會公序良俗，保障人民自由幸福。這才是真正的法治。
附錄：透過《韓非子》的記載可知，對楚國令尹誅殺告奸之子。被國君、卿大夫、士農工商各個階層贊同。葉公也肯定認為，揭發父親之人泯滅人性。葉公故意這樣問孔子，是在試探。原來，孔子的價值觀，與楚國令尹、葉公、世人是一致的。反對骨肉至親之間檢舉揭發。
最後再問兩個問題：
誰遵循人性？誰又扼殺、泯滅人性？
偷羊的父親，揭發的兒子，誰的社會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