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當然是真實的丶肯定是真實的，比如“戰爭”丶“改朝換代”丶“農民起義”丶“自然災害”丶“宮廷變亂”丶“技術發明和創造”丶工程建造等等，是作不了假的。

至於誰是誰非，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及其變化丶細節是可以誇大丶貶低丶神化丶偽造的，甚至可能張冠李戴丶或將某些事件都匯聚於某人身上，要麼罪惡濤天丶要麼成聖人君子。這就是歷史，因為它畢竟是人寫的，是人寫的就必然帶情感傾向性，或故意貶損或刻意頌讚再所難免。孔子就曾說：“為尊者諱”，父為子隱丶子為父隱，相互包屁丶互為讚頌，“勝利者”當然是為“尊者”，他們的惡行丶醜事自然“諱”而隱去，或移花接木栽髒到別人身上也是存在的。

再比如“自然災害”你可以寫的“神乎其神”，也可以“真實性客觀性描述”。這依當時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及認知自然的“侷限性”而定。比如，《三國演義》中描寫“龐統”之死，就有“諸葛亮”夜觀天像見巨星隕落丶出征西川前營門旗杆被大風吹斷丶龐統坐騎無故失前蹄等等不祥之兆，這都是生拉硬拽毫無根據的。

比如“楊廣”修大運河，你可以說他是為了“尋花問柳遊玩方便”；也可以說他是為了溝通京行運輸，也為了農田水利建設或為了軍事防禦等等，這就由你筆下生花了，後輩也看你去怎麼讀歷史丶怎麼理解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問出這種問題，什麼是勝利者？對於前朝來說我們算不算勝利者，我們當中有沒有人書寫歷史。從狹隘的意義上說當朝對前朝的書寫或許會有一些不客觀，當時如果能流傳幾百年，幾千年的歷史書那就一定有它的意義所在，再說任何時代書寫歷史的永遠不會只有一種聲音，我們讀史也不是讓你單純的瞭解歷史，而是讓從歷史中獲得經驗，不管真假都是經驗

相對真實：歷史發生現場稱第一歷史，無人知曉；記載的歷史是第二歷史，不完全真實、可以存疑，儘量還原為第一歷史，這是史學家的任務

確實是這種情況，竟信書不如無書就是這個道理，成年人或者有點思考能力的如果想對於某些事情做多點了解的話，應該多讀點第三國撰寫的歷史。

漢武帝之前，司馬遷之前沒什麼問題，因為史官是世襲的，能不能當跟當權者沒啥關係，不必看有些人臉色，自然硬氣。漢武帝直接把司馬遷閹了，子嗣都攆出去了，以後史官就不世襲了。拿人錢財為人消災，自然寫歷史就要粉飾一下的！

盡信書不如無書，學歷史也一樣。任何文字記錄的東西都可是透過研究，論證，最後都會形成一些大家共識部分，也會有一些爭議的部分。這樣你就會信自己認可的部分。

歷史理所當然是由勝利者來寫，難道還要失敗者上臺做總結報告？然而失敗者的失敗也決非偶爾！二者遵循著一種必然的規律。敗將難以言勇，還遑論書寫歷史？勝利者寫了歷史，失敗者就不服氣想甩鍋勝利者沒有“實事求是”嗎？那人民呢？他們才是真正的歷史見證者吧？常言道，金盃銀盃，不如民眾的口碑！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評說！

這是一個偽問題：既然“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勝利者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本能和天性，怎麼可能完全忠實地、毫不隱諱地坦率記述真實的歷史。面對這種狀況，提出“記載中的歷史還能算是真實的嗎”這種問題，豈非多此一舉。

在中國古代，曾經有些朝代是史官記述歷史，應該有較高的可信度。例如，春秋戰國時期晉國的董狐，在趙盾族人趙穿刺殺國君後，坦然記述趙盾弒其君，理由是趙盾作為晉國掌權大臣，國君被弒時並未出國，事後又不追究弒君人責任，理當背員弒君之罪名。趙盾無言以對。

除董狐之外，還有一些史官秉筆直書歷史。如齊國太史，西漢司馬遷，東漢班固等。但他們是史官，並非現在說的“勝利者”寫的歷史，湯即使是史官，也有在掌權者的干預下篡改和編造歷史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干預史官問記述，迫使史官修改歷史記載，隱惡揚善。

至於後來的歷史記載，特別是“勝利者記載的歷史”，就像胡適講的，“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出於勝利者的需要，怎麼祥對自己有利就怎麼寫，基本上都是謊言。列寧曾經說過，資產階級“這種學校裡的每一句話，都是按照資產階級的需要編造出來的”，把“學校”二字改為“歷史”兩字，這句話的意思就正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