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種文化形態（或曰形態文化），由於歷史和地域的不同，從而由於所依附的語言和山川水土等“外在”環境和基礎的差異，就會逐漸形成不同的風格。不同風格的形態文化之間相互刺激、挑戰、吸收，從而促進了各自的發展。從這個角度說，一種文化形態出現多種流派，是創新的結果，是一種文化形態發達的標誌；“分久必合”，不同流派之間的融合化一，則是又一次的提升；待化一之後再次出現又一時代的流派紛呈，就意味著文化又登上了新的高地。反言之，若無派可言，或流派久而無聲無息，或流派自身百年一貫而無變，則意味著文化的停滯。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如此，放開來看，全世界不同國家、民族、地區的文化也是如此；民間文化是如此，文人文化（或可稱之為精緻文化）更是如此。因為一般而言，文人墨客間的交往比較頻繁，在來來去去之間，文化（其實質是心靈）就碰撞了，眼界就擴大了，在有意無意中，胸中、筆下、指間就有新意了。這在農耕時代尤為明顯。孟子的一個重要論斷“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可以作為透視文化這一規律的理論基礎。
蘇州是吳文化的重要源頭，現在依然是江南文化之重鎮；而常熟則又是蘇州文化之重鎮。常熟自魏晉以後逐步興起、一直流傳至今的許多精緻文化形態，如琴、詩、畫、印，乃至私人藏書等，一一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成流派。這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不但這些領域裡的流派（人們習稱“虞山派”）之沿革、傳承、內涵、形態值得研究，有心者可以從中悟其真諦，無論書畫詩琴均可得其不言之教；而且對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出現“虞山派”這一現象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應該有更多的人深入開掘的課題。
感謝常熟市政協，十分重視本土歷史文化的梳理和研究，決定組織編纂這套《虞山文化流派》，以使今之常熟乃至蘇州人和未來之子孫，得以知道在這片可愛的山水中曾經有過的文化輝煌、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輝煌，進而可能引發“我們這一代人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的自我反問。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有一個很具特色的現象：無論山水之間還是城市村鎮，最吸引人的不只是景觀之美、物產之豐，而且有與這些既美且豐者相伴而生的人文內涵，在一定意義上講，可能後者的吸引力更為巨大而持久。試看中國的景點，有幾成是隻有景而無人文的？
常熟自古及今人才輩出，人文色彩濃厚。蘇州之著名，固然因為有浩渺秀麗的太湖水和人見人愛的亂針雙面刺繡以及無數的傳說與遺蹟，近代則加上了發達的工業和活躍的經濟；但是，太湖乃大自然之所賜，那些美麗的傳說至今還有多少令人“動心忍性”的力量？設想，如果沒有了常熟的黃公望、王石谷，蔣廷錫、翁同龢，錢謙益、柳如是、毛晉，脈望館，以及虞山琴派、印派，以及整個蘇州由歷史所哺育的一代代文士和人民，常熟或蘇州還有多少讓人一訪再訪，流連忘返，魂牽夢縈的吸引力？
今日之常熟，經濟和社會發展已非昔日可比。就在此時，全市又把振興城鄉文化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這不是偶然的。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也可以換個詞說，其關鍵，卻是文化。道理很簡單，保護環境的意識、協調發展的思考、真誠愛心的培育、創新習慣的養成、愛國情懷的牢固，總之，舉凡保證可持續發展的一切元素，無不都出自於文化和人們在特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潛力——常熟之有今日，蘇州之有今日，其實就包含著虞山文化打下的人文基礎。反觀歷史上的常熟，在這方面給我們的啟示的確是甘甜的，豐富的，深刻的，甚至是震撼的。這也就是重溫往昔、梳理“虞山文化流派”意義之所在吧。
拜讀了《虞山文化流派》的書稿，我浮想聯翩。不但眼前出現了多次造訪時的情景，耳畔響起“太湖美”和“阿慶嫂”唱段的動人旋律，而且還想到，中國文化的歷史、常熟文化流派的歷史，裡面涵蘊著的許多寶貴經驗是中華民族智慧中的重要內容；這些，不只是常熟的，蘇州的，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人類的。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把自認為“寶”的文化財富介紹給世界。我期盼著，常熟隨著經濟、社會、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不但工業產品、山湖美景繼續大踏步地走向全球，而且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文化及其產品也為各國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所熱愛。
同一種文化形態（或曰形態文化），由於歷史和地域的不同，從而由於所依附的語言和山川水土等“外在”環境和基礎的差異，就會逐漸形成不同的風格。不同風格的形態文化之間相互刺激、挑戰、吸收，從而促進了各自的發展。從這個角度說，一種文化形態出現多種流派，是創新的結果，是一種文化形態發達的標誌；“分久必合”，不同流派之間的融合化一，則是又一次的提升；待化一之後再次出現又一時代的流派紛呈，就意味著文化又登上了新的高地。反言之，若無派可言，或流派久而無聲無息，或流派自身百年一貫而無變，則意味著文化的停滯。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如此，放開來看，全世界不同國家、民族、地區的文化也是如此；民間文化是如此，文人文化（或可稱之為精緻文化）更是如此。因為一般而言，文人墨客間的交往比較頻繁，在來來去去之間，文化（其實質是心靈）就碰撞了，眼界就擴大了，在有意無意中，胸中、筆下、指間就有新意了。這在農耕時代尤為明顯。孟子的一個重要論斷“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可以作為透視文化這一規律的理論基礎。
蘇州是吳文化的重要源頭，現在依然是江南文化之重鎮；而常熟則又是蘇州文化之重鎮。常熟自魏晉以後逐步興起、一直流傳至今的許多精緻文化形態，如琴、詩、畫、印，乃至私人藏書等，一一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成流派。這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不但這些領域裡的流派（人們習稱“虞山派”）之沿革、傳承、內涵、形態值得研究，有心者可以從中悟其真諦，無論書畫詩琴均可得其不言之教；而且對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出現“虞山派”這一現象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應該有更多的人深入開掘的課題。
感謝常熟市政協，十分重視本土歷史文化的梳理和研究，決定組織編纂這套《虞山文化流派》，以使今之常熟乃至蘇州人和未來之子孫，得以知道在這片可愛的山水中曾經有過的文化輝煌、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輝煌，進而可能引發“我們這一代人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的自我反問。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有一個很具特色的現象：無論山水之間還是城市村鎮，最吸引人的不只是景觀之美、物產之豐，而且有與這些既美且豐者相伴而生的人文內涵，在一定意義上講，可能後者的吸引力更為巨大而持久。試看中國的景點，有幾成是隻有景而無人文的？
常熟自古及今人才輩出，人文色彩濃厚。蘇州之著名，固然因為有浩渺秀麗的太湖水和人見人愛的亂針雙面刺繡以及無數的傳說與遺蹟，近代則加上了發達的工業和活躍的經濟；但是，太湖乃大自然之所賜，那些美麗的傳說至今還有多少令人“動心忍性”的力量？設想，如果沒有了常熟的黃公望、王石谷，蔣廷錫、翁同龢，錢謙益、柳如是、毛晉，脈望館，以及虞山琴派、印派，以及整個蘇州由歷史所哺育的一代代文士和人民，常熟或蘇州還有多少讓人一訪再訪，流連忘返，魂牽夢縈的吸引力？
今日之常熟，經濟和社會發展已非昔日可比。就在此時，全市又把振興城鄉文化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這不是偶然的。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也可以換個詞說，其關鍵，卻是文化。道理很簡單，保護環境的意識、協調發展的思考、真誠愛心的培育、創新習慣的養成、愛國情懷的牢固，總之，舉凡保證可持續發展的一切元素，無不都出自於文化和人們在特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潛力——常熟之有今日，蘇州之有今日，其實就包含著虞山文化打下的人文基礎。反觀歷史上的常熟，在這方面給我們的啟示的確是甘甜的，豐富的，深刻的，甚至是震撼的。這也就是重溫往昔、梳理“虞山文化流派”意義之所在吧。
拜讀了《虞山文化流派》的書稿，我浮想聯翩。不但眼前出現了多次造訪時的情景，耳畔響起“太湖美”和“阿慶嫂”唱段的動人旋律，而且還想到，中國文化的歷史、常熟文化流派的歷史，裡面涵蘊著的許多寶貴經驗是中華民族智慧中的重要內容；這些，不只是常熟的，蘇州的，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人類的。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把自認為“寶”的文化財富介紹給世界。我期盼著，常熟隨著經濟、社會、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不但工業產品、山湖美景繼續大踏步地走向全球，而且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文化及其產品也為各國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所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