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鼓文》體勢進行創作，從表現形式上比其他字型寬泛得多，上可通兩週銘文，可融秦漢刻石，包括晚清諸家，均可參照借鑑。至於具體如何創作，要根據作者自身的審美意識、技能含量、學識修養及精神、氣質、情感等等來決定。簡言之，即是以性情之所近、功力之所及者確定風格、形式。與恣肆放縱風格相近者，可融化西周銘文《散氏盤》《盂爵銘》；近於蕭散灑脫風格者，可以《秦詔版》為參照；崇尚雄渾高古者，在以《石鼓文》為藍本之外，還可以借鑑吳昌碩《石鼓文》的審美追求：不在形而在審，不在態而在力，內在意態的相同相近。
總之，《石鼓文》書法創作應以自己的審美觀去理解，去取捨。任何一種碑帖都是既有精華也有瑕庇的，即使十分完美的碑帖，取捨之間也有舍與取法者性情、審美的差異，因為在取法中都需要有一個再組織的創作過程，即所謂“始在能以，繼在能捨。能捨難，然不能力取，無由得舍”。無論是取是舍，也無論是形式還是風格，都應以自己的主導風格為基點。
談到《石鼓文》書法創作，近人吳昌碩是人們最關注的一家。
《石鼓文》自初唐在陝西鳳翔發現至今，1300多年來為歷代書家、學者所推崇。吳昌碩對《石鼓文》的取法獨樹一幟，他以畢生的心血寢饋《石鼓文》，把《石鼓文》書法藝術推向極致，可謂前不見古人。
對於吳昌碩的《石鼓文》書法，世人褒貶不一，各有評鑑，茲選錄幾則供大家參考。
潘受先生雲：“缶廬書法，沈酣於《散氏盤》，而畢生相與骨肉魂魄的，則為《石鼓》。他與《石鼓》另具錘爐，自出新意，用筆熟中有生，粗中有細，凝練遒勁，拙而愈奇。”符鑄雲：“缶廬以石鼓得名，其結體以左右上下參差取勢，可謂自出新意，前無古人。要其過人處，為用筆遒勁，氣息深厚，然效之輒病。”馬宗霍雲：“缶廬寫石鼓，以其畫梅法為之，縱挺橫張，略無含蓄，村氣滿紙，篆法掃地矣。”商承祚《論篆》雲：“吳俊卿以善《石鼓文》，變《石鼓》平正之體高聳其右，點畫脫漏，行草，驚桀，《石鼓》云乎哉？後學扼其名，奉為圭臬，流毒匪淺，可省浩嘆!”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對吳昌碩《石鼓文》書法，筆者有以下理解與感悟：
首先，從吳昌碩《石鼓文》書法那蒼茫老辣而又帶有苦澀味道的線條裡，似乎感悟到作者是在抒寫自己坎坷的人生，同時又可窺見他那深忱、悲鬱卻又強悍、博厚的個性襟懷和與常人不同的心理特質。幾乎合於他在他鄉的流亡生涯，為生存四處奔波，屢經挫折的經歷，以及飽嘗人間冷暖、世態炎涼的人生況味，鑄就了吳昌碩書作與常人不同的個性風格和審美追求，因此，他們“效之輒病”也屬正常。
其次，吳昌碩畫梅也酷愛梅，曾有題畫詩云：“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憶我我憶梅；何時買掉昌雪去，便向花前傾一杯。”常自稱苦錢人梅知己，及至死後也與梅為鄰。可見吳昌碩與現實生活，與大自然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無時無刻不在現實生活和大自然中悟求自我，陶冶自我，鑄煉自我。所以，他能大膽地摒棄《石鼓文》平穩規整的結體，將老梅槎挫折之意象融化到篆法之中，形成了自己左右參差、縱挺橫張的格局，此乃為他人不敢為也。
再次，從吳昌碩《石鼓文》蒼邁高古的氣息中感覺到吳氏作書一氣呵成，線與線、字與字、行與行之間氣脈相連，神意相通，宛如音樂之旋律，或高或低、或強或弱、或勃然或轟鳴、或逶迤曲折，高古蒼邁之氣，汩汩而出，一股誠於中而形於外的精神力量充溢通篇，“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勢躍然紙上。這是否就是所謂的“行筆驚桀”？是否就是所謂的“村氣滿紙”？抑或是作者精神塊壘與人生感受的筆墨流露？筆者以為也許恰恰是這些，給了當代人一種熱烈的、豐富的藝術感覺。
吳昌碩正是以其獨特的個性精神和常人所不具有的心理特質，鑄就了他對書法藝術“畢生相與骨肉魂魄”的執著追求精神，鑄就了他蒼古寬博、大樸不雕的藝術風格，鑄就了他“畫氣不畫形”“貴存我”的藝術思想，鑄就了他清若梅蘭、“篤當師承，贊浮瀑瀉”的品格與地位，可謂“人代冥滅，清間獨遠”也。
以《石鼓文》體勢進行創作，從表現形式上比其他字型寬泛得多，上可通兩週銘文，可融秦漢刻石，包括晚清諸家，均可參照借鑑。至於具體如何創作，要根據作者自身的審美意識、技能含量、學識修養及精神、氣質、情感等等來決定。簡言之，即是以性情之所近、功力之所及者確定風格、形式。與恣肆放縱風格相近者，可融化西周銘文《散氏盤》《盂爵銘》；近於蕭散灑脫風格者，可以《秦詔版》為參照；崇尚雄渾高古者，在以《石鼓文》為藍本之外，還可以借鑑吳昌碩《石鼓文》的審美追求：不在形而在審，不在態而在力，內在意態的相同相近。
總之，《石鼓文》書法創作應以自己的審美觀去理解，去取捨。任何一種碑帖都是既有精華也有瑕庇的，即使十分完美的碑帖，取捨之間也有舍與取法者性情、審美的差異，因為在取法中都需要有一個再組織的創作過程，即所謂“始在能以，繼在能捨。能捨難，然不能力取，無由得舍”。無論是取是舍，也無論是形式還是風格，都應以自己的主導風格為基點。
談到《石鼓文》書法創作，近人吳昌碩是人們最關注的一家。
《石鼓文》自初唐在陝西鳳翔發現至今，1300多年來為歷代書家、學者所推崇。吳昌碩對《石鼓文》的取法獨樹一幟，他以畢生的心血寢饋《石鼓文》，把《石鼓文》書法藝術推向極致，可謂前不見古人。
對於吳昌碩的《石鼓文》書法，世人褒貶不一，各有評鑑，茲選錄幾則供大家參考。
潘受先生雲：“缶廬書法，沈酣於《散氏盤》，而畢生相與骨肉魂魄的，則為《石鼓》。他與《石鼓》另具錘爐，自出新意，用筆熟中有生，粗中有細，凝練遒勁，拙而愈奇。”符鑄雲：“缶廬以石鼓得名，其結體以左右上下參差取勢，可謂自出新意，前無古人。要其過人處，為用筆遒勁，氣息深厚，然效之輒病。”馬宗霍雲：“缶廬寫石鼓，以其畫梅法為之，縱挺橫張，略無含蓄，村氣滿紙，篆法掃地矣。”商承祚《論篆》雲：“吳俊卿以善《石鼓文》，變《石鼓》平正之體高聳其右，點畫脫漏，行草，驚桀，《石鼓》云乎哉？後學扼其名，奉為圭臬，流毒匪淺，可省浩嘆!”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對吳昌碩《石鼓文》書法，筆者有以下理解與感悟：
首先，從吳昌碩《石鼓文》書法那蒼茫老辣而又帶有苦澀味道的線條裡，似乎感悟到作者是在抒寫自己坎坷的人生，同時又可窺見他那深忱、悲鬱卻又強悍、博厚的個性襟懷和與常人不同的心理特質。幾乎合於他在他鄉的流亡生涯，為生存四處奔波，屢經挫折的經歷，以及飽嘗人間冷暖、世態炎涼的人生況味，鑄就了吳昌碩書作與常人不同的個性風格和審美追求，因此，他們“效之輒病”也屬正常。
其次，吳昌碩畫梅也酷愛梅，曾有題畫詩云：“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憶我我憶梅；何時買掉昌雪去，便向花前傾一杯。”常自稱苦錢人梅知己，及至死後也與梅為鄰。可見吳昌碩與現實生活，與大自然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無時無刻不在現實生活和大自然中悟求自我，陶冶自我，鑄煉自我。所以，他能大膽地摒棄《石鼓文》平穩規整的結體，將老梅槎挫折之意象融化到篆法之中，形成了自己左右參差、縱挺橫張的格局，此乃為他人不敢為也。
再次，從吳昌碩《石鼓文》蒼邁高古的氣息中感覺到吳氏作書一氣呵成，線與線、字與字、行與行之間氣脈相連，神意相通，宛如音樂之旋律，或高或低、或強或弱、或勃然或轟鳴、或逶迤曲折，高古蒼邁之氣，汩汩而出，一股誠於中而形於外的精神力量充溢通篇，“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勢躍然紙上。這是否就是所謂的“行筆驚桀”？是否就是所謂的“村氣滿紙”？抑或是作者精神塊壘與人生感受的筆墨流露？筆者以為也許恰恰是這些，給了當代人一種熱烈的、豐富的藝術感覺。
吳昌碩正是以其獨特的個性精神和常人所不具有的心理特質，鑄就了他對書法藝術“畢生相與骨肉魂魄”的執著追求精神，鑄就了他蒼古寬博、大樸不雕的藝術風格，鑄就了他“畫氣不畫形”“貴存我”的藝術思想，鑄就了他清若梅蘭、“篤當師承，贊浮瀑瀉”的品格與地位，可謂“人代冥滅，清間獨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