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和陶淵明所處的時代以及他自己的價值取向有關係。

田園將蕪胡不歸，與其說是對山水田園的渴望，不如說是尋找心的歸屬，這也與陶淵明的理想社會的夢想，在現實得不到實現後的一種選擇。

不為五斗米折腰，也是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現狀，理想和人格與權貴和經濟的選擇，他毅然決然尊重自己內心。

採菊東南下，悠然見南山。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怡然自得。

山水田園的選擇，也是許多華人心中理想的生活。

晉代大詩人陶淵明，從小就有“大濟蒼生”的宏願。他也確實發奮努力過，還做過幾次官。第一次當一個不入流的小官，最後一次做彭澤（今江西九江境內）縣令。但是，在彭澤縣上任第八十天，他卻突然把官印往衙門桌子上一放，把烏紗帽一掛，不幹了。而且他還寫了一篇《歸去來兮辭》，表明態度，然後就急匆匆趕回了在廬山腳下的家鄉，從此隱居再那裡，終身不再與官場打交道。問他什麼原因，他說：“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就是說，他不願意再為五斗米一個月得俸祿，做這個使人討厭的七品芝麻官，彎腰曲背的侍奉上司。

在封建社會中，讀書做官，在一般人眼裡幾乎是唯一的救市救民的正道。而陶淵明也實實在在有過做官濟世的願望。那麼，他這樣做，是不是一反常態，不可理解？難道他真的嫌這五斗米一個月的薪水太少？

其實，要弄清這個舉動的原因，只要看看當時的社會現實就能知道。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正式中國歷史上封建等級制度最森嚴的時期。當時選用人才，不是看一個人的才能品得是否高，而是看他出身門第是否高，財產是否多。門第高、財產多，就算是個大草包、大壞蛋也能當大官。出身貧寒的，就算有天大的本事，非常高尚的風格，而且給國家和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充其量也只能做個小官。這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白丁”。當然，在這種腐朽的制度下，社會風氣極端惡劣。很多人見了地位比他高的就得低頭哈腰的拼命拍馬屁，看到地位比他低的，就趾高氣揚，騎在人家頭上作威作福。而且，那些當權的王公貴族之間，又不斷的爭權奪利，互相傾軋殘殺，一會兒這個上臺，一會兒那個下臺。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做官的人也都要受連累，今天可能是座上客，明天也許是階下囚。

陶淵明雖然從小就懷有大志，想給國家、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但面對這種黑暗腐朽的現實，他既不可能擔任更高一點的職位來施展他的抱負，又經常受些上面來的貪官汙吏的窩囊氣，這叫一個不願意隨波逐流的正直知識分子怎麼能受得了呢？何況，他天性喜愛大自然的青山綠水，做官時間越長，越感到社會的黑暗，就越覺得家鄉的山水美麗誘人。因此，他想來想去，覺得要保持自身的一身清白，不與那些貪官汙吏同流合汙，就只有回到家鄉的大自然當中，才是唯一的出路。於是，他就做出了上面這一驚世駭俗的舉動。

不過，在今天看來，陶淵明當時的這一決斷還是十分明智的。這樣，他躲過了官場當中政治鬥爭可能給他帶來的禍害，終於享盡了天年。更重要的，他回到了家鄉，有充足的時間，種種地，看看書，寫寫詩，對家鄉的山水和田園生活體會得更加細緻深刻。因此，他寫下了許多優美的山水田園詩，留下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等等為歷代人稱道的佳句，成了中國山水田園詩的始祖。

古人大多有兩種矛盾的心態，既想靠聖賢書出仕為國民造福，又想寄情于山水，快樂一生。比如：欲濟無舟揖，端居恥太平。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孟浩然。

淘淵明出身於書香門弟家，早年家境殷實，父親做官。自己也學富五車，期入仕造福於民，也曾做過一些小官，然東晉時期官場黑暗，理想成為了泡影，決定不為五斗米而折腰。遂掛印而去，過快樂的田園生活，留下了很多燴炙人口的詩句。如：久居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把官場比作樊籠，復返田園生活）。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沾衣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以上詩句說明了田園的快樂生活，決不做違心之事）。

當時，生產力低下，統治階級生活越奢糜，就會更加壓榨老百姓，後者的生活就會更加困苦。陶淵明把聖賢書讀進了心裡，用於日常生活中，時時量化自己，既無力反抗統治者，只能選擇離開。

陶淵明自食其力，快樂生活。不當寄生蟲，因而流芳百世，成為了後人的楷模，這才是其造成的田園文化生活令羨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