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請自來。之前看過一本關於明朝百姓“打官司”的書。現把自己的一點心得體會分享給大家。

中國古代官員受理訴訟一般透過以下幾個方式。

其一，當事人起訴

其二，旁人幫訴，類似於我們今天的當事人代理。

其三，罪犯自首

其四，官吏舉發，類似於今天檢察院和法院的關係。

其五，審判機關追查。“法院”發現犯罪，主動追究；或者上級下達審判任務。

但是中國古代社會中，“息訟”即“使撤訴”是各級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的首要辦案傾向。因此，除非命盜、或謀反重案一般不採取後面的四種起訴方式。

當百姓報案後，需準備訴狀，即今天所說的起訴書，民間叫做狀子。向訴訟機關簡要說明案件情況。

庭審現場原告、被告兩人必須當堂接受官員審問，由原告提出起訴的事實和理由以及相應的證據，被告提出自己反駁的事實和理由以及相應的證據，當堂對證。

一般來說，中國古代訴訟以口供為最重要的依據（所以各類影視劇中經常出現簽字畫押），審問過後官員需依律判罪。明代法律中明確規定：“凡斷罪皆須具引律令,違者笞三十”。

但是在某些偏遠地區，基層司法機關對於民事案件，依然採取了一種“父母官”式的審判模式，即在庭審中多以調解結案，或判決不按照法律的規定，而是按照情理裁決，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最後總結來說，在明代只要你犯的不是命案或者謀反等大罪，一般民事訴訟官員還是傾向以調解為主，實在調節不了，只能依《大明律》定罪（貪官汙吏另當別論）。

中國古代地方民事審判時，往往採取“法、情、理”的框架，法律和裁斷之間會隨著案件性質的差異而進行不同程度的移動，而法律本身也在這三個基準點中不斷變化，也就是說，地方官在處理時，原則上會按照這三個原則進行衡平。例如，在賣妻和典妻問題上，法律首先站在禮教的立場嚴禁這些行為，而在土地買賣中，有關買賣雙方的“生存”問題，和彼此之間的“契約”問題又作為裁斷案件的首要考慮因素。而在不同型別的土地買賣中，最優先考量的因素又有所不同。

（《古代判詞三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此書收錄不少判詞，可以藉此瞭解古代司法制度和法律。）

（《名公書判清明集》封面（中華書局，2002年）。此書是南宋判牘的集論，收錄了包括朱熹、真德秀等二十八位地方官處理訴訟的一些判詞，案例分佈範圍非常廣泛。）

不過，明代在處理民間各類民事糾紛時，官員的主要角色是協調為主，所以衡量的主要標準是“情”和“理”，而不是“法”。

明代的州縣官，在處理“婚戶田土”之類的民事糾紛時，有比較大自主權，甚至在處理輕微的刑事案件時，例如杖打、擊笞一類的事件時，也是“州縣自理”。這時候，國家律令的成文法就不一定成為判案的依據了，州縣官們常根據他們認的“情”和“理”來斟酌判案。

地方上司衙門負責覆審地方的命盜重案時，評判案件的標準也是“情理”。他們在審理時，會看重人證、物證、驗屍和口供這些東西，但是有時和州縣官一樣，會量“情”的部分，而對某類案件輕判。因為處理案件時更看重“情理”的部分，所以在官僚系統中，處於比較下層職位的人，例如捕快、書吏等，則有時可能在這樣一個司法過程中敲詐勒索。

（包青天是很多人心中明察辦案的官員代表。）

在處理民事糾紛時，除了官府的力量外，民間的老人制度、保甲制度、裡甲制度，乃至宗族的力量，也對民間糾紛緩解或推波助瀾有一定的影響。在宗族內部，宗族的力量頗為強大，可以起到協調宗族糾紛和處罰犯罪者的功能。

不過要注意的是，上述提到的這些力量，和官府之間並不是時時刻刻都完全處於親密合作、互相配合的狀態。有時，宗族法和國家法會出現矛盾的情況，也就是，官府和民間力量對於同樣的糾紛事件看法和處理方式不同。明代的地方官多對宗族私法不以為然。不過到了清代，很多地方官變得相對同情宗族法。

主要參考文獻：

巫仁恕，<明代的司法與社會——從明人文集中的判牘談起>，《法制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岸本美緒，<禮教、契約、生存——試析明清民事審判中的衡平原則>，《法制史研究》，2015年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