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點：1、橫畫和捺畫保持隸書的特點，常伸展到字形邊界甚至超出邊界；2、字形與隸書相比呈扁方形；3、突出的特點是撇捺向兩側伸展，收筆前的粗頓以及抬峰，使整個字形厚重穩健略顯飛揚、規則中正而有動態，頗具審美價值。藝術特色：魏碑是楷書的一種，魏楷和晉朝楷書、唐朝楷書並稱三大楷書字型。魏碑表現出由隸書向典型的楷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過渡因素。魏晉之際已經有了楷書，鍾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黃庭經》等楷書作品已然是比較成熟的楷書，但是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之後，北朝的書風就和南朝大異了。北朝現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間無名氏書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謂“風流蘊藉”的書法風格自然不一樣。鍾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隸變楷的過程，由於晉室南渡，北魏的民間書法家們沒有繼承多少他們的成果，而是遵循原來民間書法的發展軌跡，更多地是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演變而來。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書論家劉熙載認為“南書溫雅，北書雄健”；與晉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筆和結體趨於規範統一，魏碑則用筆任意揮灑，結體因勢賦形，不受拘束。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讚譽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碑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鍾致帥《雪軒書品》稱：“魏碑書法，承漢隸之餘韻，啟唐楷之先聲。”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擴充套件資料：存在形式魏碑是指南北朝時期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現存的魏碑書體都是楷書，因此有時也把這些楷書碑刻作品稱為“魏楷”。魏碑原本也稱北碑，在北朝相繼的各個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國時間最長，後來就用“魏碑”來指稱包括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內的整個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誌銘”“摩崖”和“造像記”的形式存在的。現存魏碑作品的數量巨大，僅僅發現於龍門石窟的造像記，就有數千方。這些作品良莠不齊，經過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從中脫穎而出，被視為魏碑的代表作。影響魏碑被人們發現的時間較早，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唐朝的書法家歐陽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王書代表的晉朝書風在唐朝一代始終是主流。所以總體上，唐朝楷書繼承的更多的是晉楷的傳統，即使對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書法家個人的興趣和風格所致，沒能形成一種普遍學習魏碑的風氣。唐楷達到的高度及其法度嚴謹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後人對楷書的修習變得程式化，楷書的面貌變得標準化，從而喪失創造力。結果，宋朝四位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都沒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書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於行書和草書的創作。到了明朝，由於科舉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現了一種稱為“臺閣體”的書風。“臺閣體”楷書是科舉考試規定的官方字型，追求美觀、大方，同時也要求標準、規範。這種要求抑制了書法家的創作個性。清朝則進一步演變為“館閣體”，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評。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學興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書法方面，人們也開始反思“館閣體”的弊端。於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後期有康有為。阮元寫《北碑南貼論》和《南北書派論》，首倡“碑學”；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一反宋朝以來對淳化閣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貼”的觀點。此後碑學盛行，魏碑的價值得到普遍的承認，修習楷書的人除了取法“晉唐”，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魏碑。另外，魏碑經過標準化成為“魏體”字，是現在最常用的漢字印刷字型之一。在書法諸體中，草書與碑學風貌距離最遠，最具實踐難度，其實踐價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應為碑帖結合的高階形態。李志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汲取前輩書家碑帖結合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率先明確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題，並進行了開創性的嘗試和探索。
特點：1、橫畫和捺畫保持隸書的特點，常伸展到字形邊界甚至超出邊界；2、字形與隸書相比呈扁方形；3、突出的特點是撇捺向兩側伸展，收筆前的粗頓以及抬峰，使整個字形厚重穩健略顯飛揚、規則中正而有動態，頗具審美價值。藝術特色：魏碑是楷書的一種，魏楷和晉朝楷書、唐朝楷書並稱三大楷書字型。魏碑表現出由隸書向典型的楷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過渡因素。魏晉之際已經有了楷書，鍾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黃庭經》等楷書作品已然是比較成熟的楷書，但是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之後，北朝的書風就和南朝大異了。北朝現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間無名氏書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謂“風流蘊藉”的書法風格自然不一樣。鍾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隸變楷的過程，由於晉室南渡，北魏的民間書法家們沒有繼承多少他們的成果，而是遵循原來民間書法的發展軌跡，更多地是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演變而來。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書論家劉熙載認為“南書溫雅，北書雄健”；與晉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筆和結體趨於規範統一，魏碑則用筆任意揮灑，結體因勢賦形，不受拘束。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讚譽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碑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鍾致帥《雪軒書品》稱：“魏碑書法，承漢隸之餘韻，啟唐楷之先聲。”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擴充套件資料：存在形式魏碑是指南北朝時期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現存的魏碑書體都是楷書，因此有時也把這些楷書碑刻作品稱為“魏楷”。魏碑原本也稱北碑，在北朝相繼的各個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國時間最長，後來就用“魏碑”來指稱包括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內的整個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誌銘”“摩崖”和“造像記”的形式存在的。現存魏碑作品的數量巨大，僅僅發現於龍門石窟的造像記，就有數千方。這些作品良莠不齊，經過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從中脫穎而出，被視為魏碑的代表作。影響魏碑被人們發現的時間較早，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唐朝的書法家歐陽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王書代表的晉朝書風在唐朝一代始終是主流。所以總體上，唐朝楷書繼承的更多的是晉楷的傳統，即使對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書法家個人的興趣和風格所致，沒能形成一種普遍學習魏碑的風氣。唐楷達到的高度及其法度嚴謹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後人對楷書的修習變得程式化，楷書的面貌變得標準化，從而喪失創造力。結果，宋朝四位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都沒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書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於行書和草書的創作。到了明朝，由於科舉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現了一種稱為“臺閣體”的書風。“臺閣體”楷書是科舉考試規定的官方字型，追求美觀、大方，同時也要求標準、規範。這種要求抑制了書法家的創作個性。清朝則進一步演變為“館閣體”，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評。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學興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書法方面，人們也開始反思“館閣體”的弊端。於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後期有康有為。阮元寫《北碑南貼論》和《南北書派論》，首倡“碑學”；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一反宋朝以來對淳化閣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貼”的觀點。此後碑學盛行，魏碑的價值得到普遍的承認，修習楷書的人除了取法“晉唐”，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魏碑。另外，魏碑經過標準化成為“魏體”字，是現在最常用的漢字印刷字型之一。在書法諸體中，草書與碑學風貌距離最遠，最具實踐難度，其實踐價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應為碑帖結合的高階形態。李志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汲取前輩書家碑帖結合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率先明確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題，並進行了開創性的嘗試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