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刻舟求劍嘛。

從古到今，社會文化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千年之後的人們看千年之前，往往會把自己的認識帶入到哪個時代中去，於是一些錯誤的理解就層出不窮了。

我們現在的很多觀念，實質上都是宋代以後伴隨著儒學的中興構建起來的。唐代的社會風氣、文人心理，離我們已然是隔了好幾層了。

比如，韓愈被稱為“利祿之徒”，就是宋人的手筆。我來給大家圍觀幾條宋人語錄：

蘇軾：“退之示兒，所言皆利祿事。至老杜則不然，皆事聖賢事也。”

程頤：“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 朱熹：“（韓愈）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裡面省察，不肯就身上細密做功夫。”

這明顯是用宋儒道德觀來衡量唐人了。

而且有趣的是，這些言論，統統出自仁宗朝之後，仁宗之前，是沒有什麼批判韓愈“利祿之徒”的說辭的。

甚至在宋初，韓愈還曾被當成是文化偶像抬出來過。

我們再來圍觀兩條相關證明：

《宋史·陳堯佐傳》：“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

《新唐書》：“（韓愈）無牴牾聖人者……其排佛之功，可齊孟軻……（文章）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學者仰之為泰山北斗。”

請注意，宋初陳堯佐活著的時候，社會上修韓愈的祠堂可是與修孔廟並列的“風潮”。而仁宗朝的《新唐書》中，韓愈的功勞可是與孟子看齊，被士林仰為泰山北斗的。

所以，宋人自己也打架的。而且很明顯的是，以仁宗朝為節點，之前並沒有什麼批判韓愈缺點的人，而在這之後，韓愈被迅速從神壇上拖了下來，打上了“利祿之徒”的烙印。在儒門的地位，也伴隨著缺點的放大，從可齊孟軻的聖人變成了有功於聖教的文士形象。

這裡頭，折射出了宋代格外重視道德的價值觀。這背後則是朝廷對於儒學的改造，與擴大後的科舉士人群體的自我構建。他們開始復興儒學的時候，韓愈作為排佛者，作為古文運動的發起人，被抬到了高位，而當這一程序構建成型的時候，韓愈就不夠用了，於是迅速被拋棄，在這之後，宋人選擇的新文統是——杜甫。

這些都與韓愈無關，韓愈就是韓愈而已，他是一個唐人，並不為後人負責。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人物又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