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自1978年實施總統直選制以來，41年時間裡總共產生了32位國務總理。每個總統任期內平均要更換兩三個總理。總理是走馬燈似的更迭，平均每個總理的任職期限是1.3年。
任期最長的當然是剛剛辭職的國務總理李洛淵——任職時長927天，超過了金滉植的880天，金滉植是李明博任內的第3個總理；任期最短的當然是李東漢，他正式任職國務總理只有12天。即便是南韓政府內閣的17個部長裡面，平均任職時間都遠遠高於國務總理，這在世界範圍內，真是一個奇特的現象。
為啥會出現南韓國務總理的“短命”現象呢？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南韓半總統的政體決定了“強總統”與“弱總理”的特殊體制。
南韓實行的是三權分立的政體，總統和國會都實行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制。而國務總理則實行的是總統提名制，也就是說國務總理並不是直接選舉產生的，而必須經過總統提名，然後經國會投票透過。這就從選拔淵頭上決定了總理是總統的親信或心腹，或者是一條線上的，從40年的歷史看，南韓國務總理大多是政治背景相對單純的人士，學者佔了很大部分。事實上，南韓許多從政者都把總理崗位作為積攢政治資歷的跳板，為以後的更上一層樓打下基礎。最典型的就是李明博，他從政府部長到政府總理，最後登上總統的寶座，總理崗位就是一個很好的跳板。
二是沒有人事權和財權的政府總理，相當於一個“跛腳鴨”，有勁兒也使不上。
試想一下，有哪個總統願意提名比自己背景深厚的強勢總理呢？一山能容二虎嗎？有人甚至說，文在寅總統當年之所以沒有啟用秋美愛為政府總理，並不是不想重用她，而是秋美愛的資歷和威望都超過了他，他能駕馭得了嗎？弄不好會反著過來把總統架空！雖然憲法賦予總理七大權力，但是恰恰沒有人事權和預算權（財政權），總理雖然有提名國務委員人選的權利，但最終的批准權由總統說了算。這就決定了總理沒有實權。如果是總統比較強勢（霸道），許多行政命令都會越過總理直接下達到政府部長，國務總理往往是被架空的。
三是政府總理扮演的更多是執行角色，承擔的更多是政治責任。
南韓憲法明確規定，總理是協助總統工作的。這就意味著總理始終要擺正自己的位置，扮演好執行者的角色。所以，南韓的總理被稱之為“影子總理”，是誰的影子？當然是總統的影子了！既然是影子，就是要做好綠葉陪襯好紅花。
作為政府首腦的總理，更多承擔的是政治責任和首腦外交。比如2014年“世越號”沉船事故發生後，時任國務總理鄭烘原引咎辭職，原因是承擔了政治責任；再比如，韓日貿易戰打得正酣之時，文在寅總統派遣總理李洛淵帶著他的親筆信去日本“求和”，當然是打著給日本新天皇登基祝賀的旗號，李洛淵只是充當了一回外交信使的“傳聲筒”的作用。
南韓自1978年實施總統直選制以來，41年時間裡總共產生了32位國務總理。每個總統任期內平均要更換兩三個總理。總理是走馬燈似的更迭，平均每個總理的任職期限是1.3年。
任期最長的當然是剛剛辭職的國務總理李洛淵——任職時長927天，超過了金滉植的880天，金滉植是李明博任內的第3個總理；任期最短的當然是李東漢，他正式任職國務總理只有12天。即便是南韓政府內閣的17個部長裡面，平均任職時間都遠遠高於國務總理，這在世界範圍內，真是一個奇特的現象。
為啥會出現南韓國務總理的“短命”現象呢？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南韓半總統的政體決定了“強總統”與“弱總理”的特殊體制。
南韓實行的是三權分立的政體，總統和國會都實行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制。而國務總理則實行的是總統提名制，也就是說國務總理並不是直接選舉產生的，而必須經過總統提名，然後經國會投票透過。這就從選拔淵頭上決定了總理是總統的親信或心腹，或者是一條線上的，從40年的歷史看，南韓國務總理大多是政治背景相對單純的人士，學者佔了很大部分。事實上，南韓許多從政者都把總理崗位作為積攢政治資歷的跳板，為以後的更上一層樓打下基礎。最典型的就是李明博，他從政府部長到政府總理，最後登上總統的寶座，總理崗位就是一個很好的跳板。
二是沒有人事權和財權的政府總理，相當於一個“跛腳鴨”，有勁兒也使不上。
試想一下，有哪個總統願意提名比自己背景深厚的強勢總理呢？一山能容二虎嗎？有人甚至說，文在寅總統當年之所以沒有啟用秋美愛為政府總理，並不是不想重用她，而是秋美愛的資歷和威望都超過了他，他能駕馭得了嗎？弄不好會反著過來把總統架空！雖然憲法賦予總理七大權力，但是恰恰沒有人事權和預算權（財政權），總理雖然有提名國務委員人選的權利，但最終的批准權由總統說了算。這就決定了總理沒有實權。如果是總統比較強勢（霸道），許多行政命令都會越過總理直接下達到政府部長，國務總理往往是被架空的。
三是政府總理扮演的更多是執行角色，承擔的更多是政治責任。
南韓憲法明確規定，總理是協助總統工作的。這就意味著總理始終要擺正自己的位置，扮演好執行者的角色。所以，南韓的總理被稱之為“影子總理”，是誰的影子？當然是總統的影子了！既然是影子，就是要做好綠葉陪襯好紅花。
作為政府首腦的總理，更多承擔的是政治責任和首腦外交。比如2014年“世越號”沉船事故發生後，時任國務總理鄭烘原引咎辭職，原因是承擔了政治責任；再比如，韓日貿易戰打得正酣之時，文在寅總統派遣總理李洛淵帶著他的親筆信去日本“求和”，當然是打著給日本新天皇登基祝賀的旗號，李洛淵只是充當了一回外交信使的“傳聲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