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安倍不會這樣做。因為南韓的半導體材料進口依賴於日本，安倍可以隨時進行管制，主要還是看韓日的關係。

南韓政府認為日本之所以這樣做，是對勞工問題引發的長期爭端進行經濟報復，而日本政府對此予以否認，稱對南韓實施出口管制是南韓未切實履行對朝制裁。

如果朴槿惠執政，這兩種情況都不會發生，那麼日本就沒有理由制裁南韓。實際上，朴槿惠對日政策是很務實的，這也符合保守派的主張。南韓的經濟規模和一些領域的核心技術材料，比如半導體和光學儀器等，受制於日本，和日本保持良好關係尤為重要。從簽訂《慰安婦協議》和延遲對勞工案的判決均可以體現出來，主要是避免與日本就歷史問題產生摩擦。表面上看像置二戰給南韓人民造成的傷害漠不關心，其實還是著眼於現實，從大局出發。朴槿惠的外交重點是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以擴大貿易發展經濟為中心工作，這也符合南韓的國情。身在大國的縫隙當中，搞好與周邊大國的關係，是南韓的地理位置和國家實力所決定的。另外，北韓核問題是非常敏感的，拿捏的不好將會影響南韓的國際環境，畢竟南韓的外交政策受美國控制。朴槿惠在處理這些問題上，顯得要比文在寅冷靜和成熟。文在寅上臺，雖說進步派由於歷史原因對日有敵對情緒，但總體要從國家利益上考慮大的方針政策，而不能顯得冒進和民眾一樣帶有激進情緒。比如“慰安婦協議”，連安倍都說：“該協議是兩國之間簽訂的，不能換個執政黨就不承認，那麼國與國之間還談什麼關係”。南韓不像美國可以撕毀任何協議，因為美國有這個霸權實力，但那也遭至世界的反對。在二戰勞工判決上也是一樣，僅僅4名勞工的賠償就把韓日關係推向了對立，得不償失，完全可以透過外交渠道慢慢解決。在北韓問題上，文在寅訪問一、兩次就大談統一，訪美時也稱“即使南北統一了，同樣要求美國在南韓駐軍”，兩種制度、兩種經濟規模，想一蹴而就，嚴重脫離現實。當北韓拿出“一國兩制”方案以後，南韓再也不提統一問題了，把主要方向放在無核化推進上了。北韓無核化“六方會談”若干年包括聯合國多次制裁都沒解決，文在寅就想透過自己和美國解決，而且美國駐軍南韓，兩國時不時就進行軍演，北韓就能放棄？文在寅把自已太高看了。不管是什麼原因，韓日兩國關係惡化，才導致日本對南韓的制裁。如果朴槿惠執政，不會出現這種局面。在特朗普對盟友敲詐勒索下，韓日應該聯手或者加快中日韓自貿區的步伐予以應對，才是上策。

總之，朴槿惠執政，安倍不會制裁南韓。

安倍為什麼要對南韓進行貿易制裁？換言之，朴槿惠執政期間，南韓經濟安然無恙，到了文在寅手上，怎麼就遭到日本的經濟報復了呢？可見，日本製裁南韓，不是安倍敢不敢問題，而是想不想問題。

朴槿惠執政期間，積極謀求改善韓日關係，為了得到日本的經濟技術支援，讓南韓的經濟更上一層樓，在慰安婦問題上適當作了讓步。日本見此情景，也就投桃報李，滿足南韓經濟發展訴求。

朴槿惠是一個務實的人，她不僅注重實際，還力求保持國家政策的連續性。對於歷史上日本強徵勞工問題，並沒有刻意去翻案，從而贏得日本的好感，增強了日本與南韓經濟互動的信心。

在位4年，朴槿惠讓南韓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在地區及世界都處於前列，彰顯了南韓發展的內在動力和無窮活力，博得了國內外的一致讚譽。

反觀文在寅，根本就是經濟外行，不懂得財閥企業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也不去深入瞭解其歷史，只是一味地進行打壓，這就削弱了國家經濟的發展潛能。此外，為了掩飾經濟發展乏力的窘境，竟然不顧現實國情，執意推翻強徵勞工協議及慰安婦問題協議，要求日本重新給予道歉和賠償，這就激怒了日本，使得安倍政府很快出臺貿易制裁方案，並在大阪G20峰會之後果斷出擊，嚴禁對韓出口核心產業半導體原材料，導致南韓三星、LG等相關電子企業半導體生產舉步維艱，而半導體一直是這些企業的主打產品，也是南韓出口創匯的主要來源。

如今，南韓既得不到美國出面調解，也很難與日本達成妥協，文在寅只好與相關企業座談，商討對策，以求共渡難關。而半導體原材料的“斷供”只是日本眾多制裁舉措的一種，如果日本繼續動用其他制裁措施，南韓該如何應對呢？

本來國與國關係是建立在戰略互信基礎上的，既然文在寅像特朗普一樣，不尊重前人簽訂的協議成果，那就只好接受無情的報復，而朴槿惠恪守承諾，日本自然不會採取貿易制裁，也不會想到去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