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講起，看了別人的回答，沒有在正題的，我來回答一下。

人是怎麼感應這個世界的，是從內到外的一個結構，從“心——人（身）——社會——自然——天地”的一個結構（如圖所示）。最早的伏羲文王觀天地作《周易》；老子講“道法自然”就是觀察自然而作《道德經》；孔子的志向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社會中發現學問而應用到社會中去，就是他的《論語》，身體和社會這一結構被孔子講了；而心的這一結構就被佛家講了，佛學就是觀察心的變化規律頓悟到的經書，所以佛家講心性。

每一門學問都佔據了一個結構體，因為孔子講到身這一結構就停止了，翻遍孔子的言論沒有言“心”的，加上漢朝佛教盛行，佛教言心，孔子之學也從儒學變成了儒教，這也成導致孔子的子孫都不敢言心，沒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背叛孔子，背叛儒教整個儒家都會以你為羞辱。

那麼王陽明是怎麼發現《心學》的，兩個可能，一個是受到了佛學的啟蒙所領悟的，但是他不敢講，就講是對“格物致知”的領悟，這樣就變成了對儒學的發展；另一種可能是真的從儒學中領悟的，儒學中沒有對“格物致知”領悟的法門，領悟“格物致知”必須要"言心”，於是我重新《論語》進行了梳理，終於找到了一句“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身體有什麼可反省的，深刻的反省一定是指心，這裡的省身是指反省自己的心，所以王陽明講“心即理”。

還是迴歸到本題，人們常常忽略王陽明的《心學》是儒學，是因為所有的儒學經書沒有“言心”的言論。

詳解見作者文章和影片。

為什麼人們常常忽略陽明學，仍舊是儒學呢？

首現，儒學在孔子時是入世的，也即儒學所談皆身邊，社會，身處環境之事，對發生在身邊，社會之事，之人進行評論，激發人之思考，引領道德觀念發展。孔子激濁揚清，其對聚斂錢財，苛待百姓之惡者之態度堅定鮮明。如冉求助季氏聚斂財富，孔子不再認冉求為學生，號召弟子對暴虐百姓者“鳴鼔而擊之”！鮮明之態度越然紙上！儒學思想以育德為先，結合現實社會，針砭時弊，大概如此！

而心學則不然。心學是王陽明修為聖人之方式方法，修養身性還可，用世則大繆不然。

陽明始學佛，後轉習儒，此後終生於儒。然其對佛學之偏好，使其本體儒學思想逐漸被浸潤，其“頓悟”“打坐”等，乃佛學浸入之結果，於此可見一般。

心學之“良知”（儒家謂先天就有的道德觀念）本不存在，你無法證明母腹之子即有（道德觀念）。此乃“道德神學”觀念，以不存在之“神”，如何用世？

所謂“知行合一”，也是心學體系之一部分，與客觀實踐無關。王明謂“人先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意，乃意念，慾望，然並非行動本身，人有慾望，即是行動？王講“意”混入“行”中。慾念，屬意識領域，不具現實性。王將意解為行動，令人匪夷所思。

明末王夫之發現陽明這一弱點，直指其“銷行以歸知”，“銷”去“行動”，歸於“知”，把“物”銷掉以歸“心”，即去物歸心。

知行合一之“知”與“行”乃對立統一之關係，並非“合一”關係。知與行，即實踐與認識關係。其為兩種不同領域，不相統屬，如何“合一”？有條件可“行”，條件不具備則不能“行”，如何能硬性“捆綁？”

例，一在雲南打工之東北人，過節時念及在老家的父母，他想，如在老家可以照顧二老，那多好！此時，“孝老”觀念出現，這是“知”。但其在雲南打工，回不去。按心學說，“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打工者必要回去方為“真知”，此乃強人所難者！如認為打工者不回去，即為不孝，不是真知，何人認可？如此看，在“知”與“行”中有一“間隔狀態”，或為時空間隔，或為能力間隔，不能如願，此乃知與行之真實狀態，豈可硬性“合一”？

所謂“致良知”，人謂乃心學實踐之明證，心學也不離實踐，其實不然。心學之“致良知”，是致“其良知於萬事萬物”，即以萬事萬物“檢驗”其良知，並非朱熹所謂“格物致知”，實踐求知之意。二者截然不同。

總而言之，心學做為方法論，即一此種方法構起一套體系而心性修養，使人以德心為根，以待萬物，我以為尚可；但從認識論論之，其本根不存，乃玄論神學一類，修心養性尚可，所謂“用世”，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