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 Yu），中國第一篇區域地理著作，也是中國現存最古的經學文獻之一。是《尚書·夏書》中的一篇，稱《尚書·禹貢》，簡稱《禹貢》。作者不詳，舊說夏官之作、大禹親筆等，都缺乏實證。《禹貢》的成書年代歷來多有爭論，有夏禹說、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說，現多數學者同意是戰國時代的著作，約成書於公元前5～前3世紀。
《禹貢》全書1,193字，以自然地理實體（山脈、河流等）為標誌，將全國劃分為9個區（即“九州”），並對每區（州）的疆域、山脈、河流、植被、土壤、物產、貢賦、少數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現象，作了簡要的描述。全書分5部分：
九州。敘述上古時期洪水橫流，不辨區域，大禹治水以後則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並扼要地描述各州的地理概況。
導山。分九州山脈為三條四列，敘述主要山脈的名稱、分佈特點及治理情形，山系概念明確，所記的山都真實可靠。
導水。敘述3條河流名稱、源流、分佈特徵，以及疏導的情形。從西向東、自北至南，從上游到下游，由幹流到支流，作了有條不紊的描寫。
水功。總括九州水土經過治理以後，河川皆與四海相通，再無壅塞潰決之患。
五服。敘述在國力所及範圍，以京都為中心，由近及遠，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從此，九州安定。
《禹貢》是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歷史條件下撰寫的。它突破了早期著作中傳播的許多神秘觀念，樸實地記錄了全國範圍內各種地理現象，是中國早期區域地理研究的典範，並開創了中國翔實派地理研究的歷史，成為《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以及唐、宋以來許多地理著作徵引的物件。也是今天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重要參考文獻。
在封建社會，《禹貢》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為人們必讀的經典。自西漢孔安國以後，歷代註釋、考證《禹貢》的人和著作甚多，形成禹貢學，其中以清代胡渭的《禹貢錐指》成績最著，為集《禹貢》研究之大成。外國研究者也不少，成績顯著者有德華人F.von李希霍芬，日本人小川琢治、飯島中夫、內藤虎次郎等。
前人研究分為兩個方面：
漢至唐，以解釋《禹貢》經文為主，形成禹貢漢學；
宋至清，以考注《禹貢》地理為主，形成禹貢宋學。
前者以唐孔穎達為代表，詳於訓詁，注重師承，失於墨守成規，抱殘守缺；後者以宋代學者蔡沈、清代學者胡渭為代表，敢於創新，時有批判，失於武斷，牽強附會。兩派的最大錯誤都誤認為《禹貢》是4,000年前的大禹之作，都把它奉為“經”。以新的科學觀、方法論研究《禹貢》，始於20世紀30年代，成績顯著者當推顧頡剛、郭沫若，代表作為顧頡剛的《〈禹貢〉註釋》。
of Yu），中國第一篇區域地理著作，也是中國現存最古的經學文獻之一。是《尚書·夏書》中的一篇，稱《尚書·禹貢》，簡稱《禹貢》。作者不詳，舊說夏官之作、大禹親筆等，都缺乏實證。《禹貢》的成書年代歷來多有爭論，有夏禹說、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說，現多數學者同意是戰國時代的著作，約成書於公元前5～前3世紀。
《禹貢》全書1,193字，以自然地理實體（山脈、河流等）為標誌，將全國劃分為9個區（即“九州”），並對每區（州）的疆域、山脈、河流、植被、土壤、物產、貢賦、少數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現象，作了簡要的描述。全書分5部分：
九州。敘述上古時期洪水橫流，不辨區域，大禹治水以後則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並扼要地描述各州的地理概況。
導山。分九州山脈為三條四列，敘述主要山脈的名稱、分佈特點及治理情形，山系概念明確，所記的山都真實可靠。
導水。敘述3條河流名稱、源流、分佈特徵，以及疏導的情形。從西向東、自北至南，從上游到下游，由幹流到支流，作了有條不紊的描寫。
水功。總括九州水土經過治理以後，河川皆與四海相通，再無壅塞潰決之患。
五服。敘述在國力所及範圍，以京都為中心，由近及遠，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從此，九州安定。
《禹貢》是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歷史條件下撰寫的。它突破了早期著作中傳播的許多神秘觀念，樸實地記錄了全國範圍內各種地理現象，是中國早期區域地理研究的典範，並開創了中國翔實派地理研究的歷史，成為《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以及唐、宋以來許多地理著作徵引的物件。也是今天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重要參考文獻。
在封建社會，《禹貢》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為人們必讀的經典。自西漢孔安國以後，歷代註釋、考證《禹貢》的人和著作甚多，形成禹貢學，其中以清代胡渭的《禹貢錐指》成績最著，為集《禹貢》研究之大成。外國研究者也不少，成績顯著者有德華人F.von李希霍芬，日本人小川琢治、飯島中夫、內藤虎次郎等。
前人研究分為兩個方面：
漢至唐，以解釋《禹貢》經文為主，形成禹貢漢學；
宋至清，以考注《禹貢》地理為主，形成禹貢宋學。
前者以唐孔穎達為代表，詳於訓詁，注重師承，失於墨守成規，抱殘守缺；後者以宋代學者蔡沈、清代學者胡渭為代表，敢於創新，時有批判，失於武斷，牽強附會。兩派的最大錯誤都誤認為《禹貢》是4,000年前的大禹之作，都把它奉為“經”。以新的科學觀、方法論研究《禹貢》，始於20世紀30年代，成績顯著者當推顧頡剛、郭沫若，代表作為顧頡剛的《〈禹貢〉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