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
秦：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六國謀秦，割河西之地求和
公元前359年，商鞅與舊貴族就變法論戰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變法，連坐重刑、軍功爵、重農抑商、焚書、推行個體小家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土地私有、郡縣制、遷都咸陽、統一度量衡、什伍編戶、移風易俗
齊：
公元前357年，齊威王即位，三晉攻齊
公元前355年，鄒忌諷齊王納諫
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戰，圍魏救趙
公元前351—341年，稷下學宮，整頓吏治，重視生產和練兵，馬陵之戰
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
1.變法的急迫之勢：非變法不足以圖存。
從上述對比可以看出，齊、秦兩國幾乎在同一時間新君即位，都面臨內憂外患，也都採取了不同形式的變法。但是不同之處在於，秦國偏居雍州，東方列國以戎狄視之，秦孝公即位就面臨被瓜分的風險，無奈將河西之地劃出，換得一線生機，並視為“國恥”，舉國皆思變，不變法則不能在戰國圖存。
但齊威王即位面臨的，僅僅是齊桓公晚年的內亂，導致魏、韓、趙三國藉機揩油，並不存在亡國滅種的情況，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與趙、宋會晤操作一番，危機即解，來自外部的挑戰沒有刺痛齊國君臣的神經。因此齊國向來以東方大國自居，並沒有進行深徹變法的動機。
2.變法的君王之切：大廈將傾，唯變法不足以扭轉乾坤。
賈誼言之：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 由此可見，秦國處在內憂外患中，孝公竟還有一統天下之志。因此在親歷獻公與魏國的大戰，孝公深感秦國危矣，不惜將河西之地割讓，秦國奮鬥數代保護的故土，足見孝公下定決心變法圖強。
從變法的深度來看，孝公下求賢令，許以商鞅左庶長、大良造、商君，並堅定支援變法到底，甚至將太子驅逐、贏虔割鼻，也要維持變法的效力，君王的魄力和決心，最為關鍵。
而齊威王好大喜功，貪圖享樂，有騶忌子、鄒忌、虞姬勸諫，更是說明威王並不那麼堅定地求富國強兵，斷斷續續的一時興趣，則改革只會從吏治、練兵、獎勵農耕等表面易見成效之處著手，不會觸及改變貴族土地、官爵等特權。
引用《大秦帝國》關於周赧王企圖徵兵應對秦武王訪洛陽時，被徵農民的一段話：窮耕的都是隸農，不是華人！平日誰管我等死活？要打仗了，找我等賤民。那些王族華人都做甚去了？”
再者，齊威王辦稷下學宮，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並把大臣檀子、田朌、黔夫、種首比作“國寶”，以視對人才的重視，可見齊國並不缺乏人才，有即墨、孫臏、鄒忌在，商鞅激進的變法不見得會成為實踐。
而秦孝公需要許以重金和高官才能招攬學子入秦，但這種給予實職由其大展拳腳的做法，正適合商鞅將秦國當作法家實踐的試驗場。
變法不只是為了稱霸一時，春秋時期會盟的做法早已過時，戰國乃大爭之世，需要長期深徹延續的變法，才能保證國家的強大。齊國之病見於肌膚，於是齊威王以溫和治標之法進行改革；秦國之病見於骨髓，秦孝公堅決要以滌盪一切舊秩序的變法換取秦國一新。
3.變法的反對之強：封建保守愈團結，變法則舉步維艱。出則敵國外患環飼，四面結敵圖霸業。
齊魯大地，禮法觀念深重，受中原正統影響，況且以齊桓公留下的霸業為根基，雖有敵國侵擾，但不足為患，也就沒有深切的動機發現和推動國內勢力進行變法，齊威王更多的只會看到官僚系統無所事事、軍備鬆弛而已，那麼只會想到整頓吏治、加強耕戰，便可矇混過關，繼續享樂。君不思危，臣不思變，民不思苦，到了後期樂毅破齊，反倒促使齊國直接掉線，更加不參與合縱抗秦之事，居安等被滅而已。
而佔得河西之地的魏國，把滅秦之事暫放一邊，一意東向爭霸，給了秦國變法寶貴的和平。秦國上天皆以戰敗割地為恥，正所謂“赳赳老秦，共赴國難”，在改革尚未觸及舊貴族切身利益之時，改革遇到的內部阻力並不強大。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援下，商鞅將變法推向全國，人人皆可從變法中獲利，生產、戰爭均可得爵，直接打破了貴族世襲，加上後期收復河西，商君之名深入人心，舊貴族只有等到秦孝公死後才敢對商鞅下手，但變法之勢已不可逆轉。
對比：
秦：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六國謀秦，割河西之地求和
公元前359年，商鞅與舊貴族就變法論戰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變法，連坐重刑、軍功爵、重農抑商、焚書、推行個體小家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土地私有、郡縣制、遷都咸陽、統一度量衡、什伍編戶、移風易俗
齊：
公元前357年，齊威王即位，三晉攻齊
公元前355年，鄒忌諷齊王納諫
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戰，圍魏救趙
公元前351—341年，稷下學宮，整頓吏治，重視生產和練兵，馬陵之戰
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
1.變法的急迫之勢：非變法不足以圖存。
從上述對比可以看出，齊、秦兩國幾乎在同一時間新君即位，都面臨內憂外患，也都採取了不同形式的變法。但是不同之處在於，秦國偏居雍州，東方列國以戎狄視之，秦孝公即位就面臨被瓜分的風險，無奈將河西之地劃出，換得一線生機，並視為“國恥”，舉國皆思變，不變法則不能在戰國圖存。
但齊威王即位面臨的，僅僅是齊桓公晚年的內亂，導致魏、韓、趙三國藉機揩油，並不存在亡國滅種的情況，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與趙、宋會晤操作一番，危機即解，來自外部的挑戰沒有刺痛齊國君臣的神經。因此齊國向來以東方大國自居，並沒有進行深徹變法的動機。
2.變法的君王之切：大廈將傾，唯變法不足以扭轉乾坤。
賈誼言之：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 由此可見，秦國處在內憂外患中，孝公竟還有一統天下之志。因此在親歷獻公與魏國的大戰，孝公深感秦國危矣，不惜將河西之地割讓，秦國奮鬥數代保護的故土，足見孝公下定決心變法圖強。
從變法的深度來看，孝公下求賢令，許以商鞅左庶長、大良造、商君，並堅定支援變法到底，甚至將太子驅逐、贏虔割鼻，也要維持變法的效力，君王的魄力和決心，最為關鍵。
而齊威王好大喜功，貪圖享樂，有騶忌子、鄒忌、虞姬勸諫，更是說明威王並不那麼堅定地求富國強兵，斷斷續續的一時興趣，則改革只會從吏治、練兵、獎勵農耕等表面易見成效之處著手，不會觸及改變貴族土地、官爵等特權。
引用《大秦帝國》關於周赧王企圖徵兵應對秦武王訪洛陽時，被徵農民的一段話：窮耕的都是隸農，不是華人！平日誰管我等死活？要打仗了，找我等賤民。那些王族華人都做甚去了？”
再者，齊威王辦稷下學宮，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並把大臣檀子、田朌、黔夫、種首比作“國寶”，以視對人才的重視，可見齊國並不缺乏人才，有即墨、孫臏、鄒忌在，商鞅激進的變法不見得會成為實踐。
而秦孝公需要許以重金和高官才能招攬學子入秦，但這種給予實職由其大展拳腳的做法，正適合商鞅將秦國當作法家實踐的試驗場。
變法不只是為了稱霸一時，春秋時期會盟的做法早已過時，戰國乃大爭之世，需要長期深徹延續的變法，才能保證國家的強大。齊國之病見於肌膚，於是齊威王以溫和治標之法進行改革；秦國之病見於骨髓，秦孝公堅決要以滌盪一切舊秩序的變法換取秦國一新。
3.變法的反對之強：封建保守愈團結，變法則舉步維艱。出則敵國外患環飼，四面結敵圖霸業。
齊魯大地，禮法觀念深重，受中原正統影響，況且以齊桓公留下的霸業為根基，雖有敵國侵擾，但不足為患，也就沒有深切的動機發現和推動國內勢力進行變法，齊威王更多的只會看到官僚系統無所事事、軍備鬆弛而已，那麼只會想到整頓吏治、加強耕戰，便可矇混過關，繼續享樂。君不思危，臣不思變，民不思苦，到了後期樂毅破齊，反倒促使齊國直接掉線，更加不參與合縱抗秦之事，居安等被滅而已。
而佔得河西之地的魏國，把滅秦之事暫放一邊，一意東向爭霸，給了秦國變法寶貴的和平。秦國上天皆以戰敗割地為恥，正所謂“赳赳老秦，共赴國難”，在改革尚未觸及舊貴族切身利益之時，改革遇到的內部阻力並不強大。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援下，商鞅將變法推向全國，人人皆可從變法中獲利，生產、戰爭均可得爵，直接打破了貴族世襲，加上後期收復河西，商君之名深入人心，舊貴族只有等到秦孝公死後才敢對商鞅下手，但變法之勢已不可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