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年，唐朝廷為了加強對邊地的統洽，防範吐蕃、回紇的進擾，開始派節度使領兵屯邊。這些節度使及其軍隊，當時又稱“方鎮”或“藩鎮”。
唐玄宗以後，府兵制廢弛，藩鎮軍士改為招募，長期成邊，不再更代。在節度使統率下，邊兵們一面戍防，一面屯田生產，他們的家屬也隨軍遷到邊鎮落戶。這樣一來，原來只管軍事的節度使，逐漸把轄區內的軍事、財政、民政大權集於一身，成為獨霸一方的地方軍閥。
隨著藩鎮勢力崛起，唐朝中央的政治卻每況愈下。玄宗時，“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和狡詐貪婪的楊國忠相繼當宰相。兩人執政二十多年，胡作非為，搞得朝政腐敗不堪。當時，各地藩鎮的總兵力已膨脹到四十多萬人，中央禁軍卻只有十二萬人。在這種內輕外重的局面之下，藩鎮的反叛和割據已經不可避免。安史之亂爆發了。
藩鎮割據是從安史的降將開始的。763年，史朝義的叛軍從鄴城敗退。唐朝廷接受了一批安史部將投降，並同意他們就地擔任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盧龍節度使，駐幽州；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駐恆州；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駐魏州。這三家以後發展為最強大的割據勢力，史稱“河北三鎮”。此外，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朝內地的許多節度使也各佔一方，對抗朝廷，成為割據勢力。如駐淄州的淄青鎮，駐汴州的宣武鎮，駐申州的淮西鎮等，就是其中較大的蕃鎮。這些蕃鎮的歷任節度使，有父死子繼的，有兵將擁立的。朝延不能節制他們，只能事後“任命”，承認既成事實。在唐朝後期一百五十年裡，河北三鎮換了五十七個節度使，真正由朝廷委任的只有四人。
各蕃鎮在經濟上都自搞一套。田承嗣把魏博鎮的百姓戶口統計造冊，強迫老弱種地，青壯當兵，徵收的賦稅從不上繳朝廷。宣武節度使韓弘，在汴州搜刮二十多年，積攢銅錢百萬貫，穀子三百萬斛，不給朝廷一錢一米。許多節度使不僅以屯田方式把封建國家的土地控制在手，而且自己也大肆兼併土地，成為大地主。
各藩鎮還竭力擴充軍隊，選練精兵。田承嗣養兵十萬，又挑選二千名壯漢，收為義子，給以優遇，讓他們當警衛，叫做“牙兵”。盧龍、成德、淄青、宣武等鎮，也都各有牙兵。這種牙兵多是當地豪強地主的子弟兵，成為藩鎮武力的核心。如果節度使一旦違背了地主豪強的利益，牙兵又往往把他殺死或推翻。河北三鎮先後五十七任節度使，就有二十二人是被部下殺死或趕走的。
各藩鎮依恃強大的兵力財力，威脅朝廷，甚而起兵反叛。田承嗣在魏博給安祿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稱之為“四聖”，意在效法安史。同州、華州節度使周智光竟說：“此處離長安只有一百八十里，我夜晚睡眠不敢伸腳，惟恐踏破長安城。”
當初，李寶臣、田承嗣和淄青的李正已、山南東道的梁崇義暗相勾結，彼此商定：各以所佔的土地“傳之子孫”。779年，田承嗣死。在李寶臣要挾下，唐代宗李豫被迫同意魏博節度使職由田承嗣之子田悅繼任。兩年後，李寶臣、李正已又死。他們的兒子李惟嶽、李納得到田悅支援，也要承襲父職，被唐德宗李適拒絕。於是，李惟嶽、李納勾結田悅梁崇義起兵反唐。後來，梁崇義敗死，李惟嶽被部下王武俊殺死。這就是“四鎮之亂”。
782年末，盧龍鎮朱滔、成德鎮王武俊和田悅李納又聯合反唐，分別自稱冀王、趙王、魏王、齊王，以朱滔為盟主。同時，淮西鎮李希烈也起兵造反。唐朝廷面臨危局，調發涇原兵東來討伐。涇原兵路過長安朝廷犒勞，卻給吃粗糧菜餅，又激起兵變。變兵打進長安城，唐德宗急召禁軍抵禦，竟無一兵前來。他只好帶著王妃、太子，倉憔逃往奉天。變兵在長安擁立朱滔之兄朱泚為大秦皇帝。朱泚發兵圍攻奉天。有一次，叛兵射來的箭頭，竟落在唐德宗腳前。784年春，坐困孤城的唐德宗，只好釋出“赦文”，說這次戰事起因在於“上失其道”，自己攬下了罪責。又說“朕實不君，人則何罪”。這一篇卑怯的自汙之詞，雖然換得王武俊、田悅、李納取消了“王”號，朱泚、李希烈卻不買帳。朱泚改稱“漢元天皇”，李希烈則在汴州自稱楚帝。這就是“四王二帝”事件。後來，朝廷依賴李晟等將領消滅了朱泚，收復了長安，但是各藩鎮卻割據如故。
藩鎮割據時期，戰亂頻繁，民不聊生。各鎮軍閥在轄區內橫徵暴斂；唐朝廷也在縮小了的地盤內變本加厲地掠奪人民。九世紀初年，江南只有一百四十萬民戶，卻要負擔唐朝八十多萬軍隊的糧餉，歷史上稱之為“兩戶養一兵”。藩鎮割據的局面延續了一百五十多年。唐朝滅亡以後，割據局面又進而演為五代十國的分裂和混戰。
711年，唐朝廷為了加強對邊地的統洽，防範吐蕃、回紇的進擾，開始派節度使領兵屯邊。這些節度使及其軍隊，當時又稱“方鎮”或“藩鎮”。
唐玄宗以後，府兵制廢弛，藩鎮軍士改為招募，長期成邊，不再更代。在節度使統率下，邊兵們一面戍防，一面屯田生產，他們的家屬也隨軍遷到邊鎮落戶。這樣一來，原來只管軍事的節度使，逐漸把轄區內的軍事、財政、民政大權集於一身，成為獨霸一方的地方軍閥。
隨著藩鎮勢力崛起，唐朝中央的政治卻每況愈下。玄宗時，“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和狡詐貪婪的楊國忠相繼當宰相。兩人執政二十多年，胡作非為，搞得朝政腐敗不堪。當時，各地藩鎮的總兵力已膨脹到四十多萬人，中央禁軍卻只有十二萬人。在這種內輕外重的局面之下，藩鎮的反叛和割據已經不可避免。安史之亂爆發了。
藩鎮割據是從安史的降將開始的。763年，史朝義的叛軍從鄴城敗退。唐朝廷接受了一批安史部將投降，並同意他們就地擔任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盧龍節度使，駐幽州；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駐恆州；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駐魏州。這三家以後發展為最強大的割據勢力，史稱“河北三鎮”。此外，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朝內地的許多節度使也各佔一方，對抗朝廷，成為割據勢力。如駐淄州的淄青鎮，駐汴州的宣武鎮，駐申州的淮西鎮等，就是其中較大的蕃鎮。這些蕃鎮的歷任節度使，有父死子繼的，有兵將擁立的。朝延不能節制他們，只能事後“任命”，承認既成事實。在唐朝後期一百五十年裡，河北三鎮換了五十七個節度使，真正由朝廷委任的只有四人。
各蕃鎮在經濟上都自搞一套。田承嗣把魏博鎮的百姓戶口統計造冊，強迫老弱種地，青壯當兵，徵收的賦稅從不上繳朝廷。宣武節度使韓弘，在汴州搜刮二十多年，積攢銅錢百萬貫，穀子三百萬斛，不給朝廷一錢一米。許多節度使不僅以屯田方式把封建國家的土地控制在手，而且自己也大肆兼併土地，成為大地主。
各藩鎮還竭力擴充軍隊，選練精兵。田承嗣養兵十萬，又挑選二千名壯漢，收為義子，給以優遇，讓他們當警衛，叫做“牙兵”。盧龍、成德、淄青、宣武等鎮，也都各有牙兵。這種牙兵多是當地豪強地主的子弟兵，成為藩鎮武力的核心。如果節度使一旦違背了地主豪強的利益，牙兵又往往把他殺死或推翻。河北三鎮先後五十七任節度使，就有二十二人是被部下殺死或趕走的。
各藩鎮依恃強大的兵力財力，威脅朝廷，甚而起兵反叛。田承嗣在魏博給安祿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稱之為“四聖”，意在效法安史。同州、華州節度使周智光竟說：“此處離長安只有一百八十里，我夜晚睡眠不敢伸腳，惟恐踏破長安城。”
當初，李寶臣、田承嗣和淄青的李正已、山南東道的梁崇義暗相勾結，彼此商定：各以所佔的土地“傳之子孫”。779年，田承嗣死。在李寶臣要挾下，唐代宗李豫被迫同意魏博節度使職由田承嗣之子田悅繼任。兩年後，李寶臣、李正已又死。他們的兒子李惟嶽、李納得到田悅支援，也要承襲父職，被唐德宗李適拒絕。於是，李惟嶽、李納勾結田悅梁崇義起兵反唐。後來，梁崇義敗死，李惟嶽被部下王武俊殺死。這就是“四鎮之亂”。
782年末，盧龍鎮朱滔、成德鎮王武俊和田悅李納又聯合反唐，分別自稱冀王、趙王、魏王、齊王，以朱滔為盟主。同時，淮西鎮李希烈也起兵造反。唐朝廷面臨危局，調發涇原兵東來討伐。涇原兵路過長安朝廷犒勞，卻給吃粗糧菜餅，又激起兵變。變兵打進長安城，唐德宗急召禁軍抵禦，竟無一兵前來。他只好帶著王妃、太子，倉憔逃往奉天。變兵在長安擁立朱滔之兄朱泚為大秦皇帝。朱泚發兵圍攻奉天。有一次，叛兵射來的箭頭，竟落在唐德宗腳前。784年春，坐困孤城的唐德宗，只好釋出“赦文”，說這次戰事起因在於“上失其道”，自己攬下了罪責。又說“朕實不君，人則何罪”。這一篇卑怯的自汙之詞，雖然換得王武俊、田悅、李納取消了“王”號，朱泚、李希烈卻不買帳。朱泚改稱“漢元天皇”，李希烈則在汴州自稱楚帝。這就是“四王二帝”事件。後來，朝廷依賴李晟等將領消滅了朱泚，收復了長安，但是各藩鎮卻割據如故。
藩鎮割據時期，戰亂頻繁，民不聊生。各鎮軍閥在轄區內橫徵暴斂；唐朝廷也在縮小了的地盤內變本加厲地掠奪人民。九世紀初年，江南只有一百四十萬民戶，卻要負擔唐朝八十多萬軍隊的糧餉，歷史上稱之為“兩戶養一兵”。藩鎮割據的局面延續了一百五十多年。唐朝滅亡以後，割據局面又進而演為五代十國的分裂和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