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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了解一下張居正的生平，張居正生於1525，卒於1582。生平所歷三朝，嘉靖(1521-1566)，隆慶(1566-1572)，萬曆(1572-1620)，其仕途的起點是在1547年考中進士的時候，真正開始步入權利機構是在隆慶元年，即1566年。此後隆慶皇帝逝世，萬曆皇帝即位，張居正便開始了他擔任內閣首輔，執掌國家權利的十年。自此，張居正也開始了他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政治上，張居正整頓吏治，精簡機構。並實施考成法，嚴格考察檢驗各級管官吏執行朝廷政策的情況，要求各級官吏必須定期向內閣彙報各地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內閣的權利，有利於中央集權。

在經濟上，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實行攤丁入畝，按人頭收取稅收。這樣的措施在一定程度緩和了農民和土地的矛盾，保障了國家財政收入。但是同時也損危及到了當時一些地主階層和貴族階層的利益，為以後的失敗埋下伏筆。

在軍事上，重用戚繼光和李成梁，保障了明朝的東南沿海的國防安全。同時在北部邊境開通互市，加強了溝通，穩定了當時的雙邊關係。

張居正這一系列的改革固然是好，他在改革的過程中也是雷厲風行，不留情面，但是這一系列改革觸及到很大一部分貴族階級的利益，所以改革的推行難度很大，當時不僅有保守派的反對，而且還有相關利益集團的阻撓，也正是在改革推行的關鍵時期，1577年，張居正的父親逝世，當時按照明朝禮制，張居正需回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期滿才可繼續為官，而此時，張居正的改革才初見成效，如果此時離開，保守派和反對派必將群起而攻，改革也將功虧一簣，他這時候沒有退路，只能孤注一擲。於是，貪戀權利而且不願放棄的張居正做出了他人生當中最重大的一個決定:奪情。

奪情即放棄守孝，在當時有這樣一種說法，如果國家遭遇大變故或者大災難，統治者可以打破守孝之規，強留大臣繼續任職。當時的神宗尚且年幼，不能親政，而此時的張居正大權在握，他小施計謀加以引導，最後由神宗皇帝親自發諭:准許張居正留職，不必守孝。

這樣，改革雖然得以繼續，但這件事更加劇了張居正與其反對者們之間的矛盾。在改革後期由於勞力勞心，張居正也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他也深知大明王朝的頑疾由來已久，非動根基不足以革新天下，而此時就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再加上他久歷官場，也慢慢感覺到神宗皇帝對其的疏遠和猜忌，甚至不滿，他也擔心他的結果會不會像嘉靖朝的嚴嵩一樣不得善終。所以在後期，他對於改革也只能是硬著頭皮往上衝。

最終，1582年，張居正病逝。在其死後，萬曆皇帝下令抄其家，削其爵，奪其生前獎賜，示其罪於天下。張居正生前實行的改革，皇帝也盡數廢除，張居正孤注一擲的改革終究以失敗告終。

首先來說變革是一個長久戰，並不是說變就能馬上改變過來的，再加上張居正為明朝長期的勞心勞力，隨著年齡的增長，漸漸的也就有些力不從心了，到了後期更是受到了皇帝的猜疑，實施變革也就愈加困難了。

張居正的變革，對於明朝的發展來說本是一件好事，不想卻被當政者所否定，受到各方權貴的反對，可以說是推行起來困難重重，在期死後更是恢復了舊制，張居正的變革也就徹底失敗了。

張居正的變革，對明朝的發展是有多方面的好處的。

一、在政治上

賞罰分明，執法必嚴，實行考成法。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下令各級官員對地方上的政事要嚴格上報，當時盜賊群起，地方政府常常會隱瞞不報，導致盜賊更加的猖狂。張居正就下令，但凡是有隱滿不報的，官吏也必將被撤職，但凡是被抓到的盜賊必將受到嚴懲，盜賊因此衰敗。

二、在經濟上

清查土地，改革賦稅，實行“一條鞭法”。一改之前的繁雜賦稅，使賦稅簡單明瞭，由國家統一徵收，減少了官員從中貪汙的可能，

三、在軍事上

軍事上更是啟用能力出眾的將士駐守邊疆，如戚繼光、李成梁等一些大將。更是在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以此來加強北方的防備。

從當時明朝的國情來看，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無疑是利國利民的，更是緩解了國內的各階級之間的矛盾，但在明朝當時根深蒂固的舊制面前還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明朝財稅制度深層次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