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得天下之後，有鑑於歷代多由虐民太甚而導致滅亡，所以確立了“藏富於民”的治國原則。

明朝從太祖開始，國家向百姓徵收的的賦稅一直很低，以至於國庫一年支出幾百萬兩白銀都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不是因為社會經濟不發達，而是因為其子孫一直謹守“藏富於民”的治國祖訓。期間雖然有靖難之役、北征蒙古、土木堡之變、東南沿海抗倭這樣的內外大型戰事消耗國力，也有鄭和七下西洋的燒錢盛舉，也有憲宗（成化帝朱見深）、武宗（正德帝朱厚照）、世宗（嘉靖帝朱厚熜）這樣或能力平庸、或荒嬉政事，或半路嚴重怠政的皇帝，但是，關鍵的內閣重臣如商輅、劉健、李東陽、謝遷、楊廷和、楊一清、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等，都是手腕超群的治國能臣。所以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國力仍一直保持增長態勢。

雖然期間也偶有宦官奸佞專權（王振、劉瑾、嚴嵩、嚴世蕃等），但鬥爭主要在朝廷中樞，很少直接波及地方小民，國家元氣尚在。

一到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中後期，天子貪得無厭，與庶民爭利。宮中派出的宦官四處搜刮民財，所過之處十室九空，從明太祖一直沿襲的“藏富於民”被徹底廢棄，嚴重傷及國本。

而且萬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百官上書幾乎都是留中不發，不郊不廟，也不問政事。朝廷換了八個內閣首輔（國務院總理），居然沒有一個見過皇帝。其中有一個首輔李廷機，辭官回家，居然給皇帝連續寫了123封辭職信，全部石沉大海，渺無音訊。

遼東建州女真的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起事作亂，皇帝吝嗇財物，連鎮壓叛亂的軍費都捨不得出，群臣頭都磕破了，才不情不願掏出20萬兩發黴的白銀。邊境防務廢弛，軍械老舊，軍隊久不經練，國家萬事怠惰，病入膏肓，遂不可救藥。

所以《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就是他在位期間，不僅埋下了明朝滅亡的禍根，也留下了積重難返的局面。

明代末帝崇禎皇帝在景山上吊自縊時前就數次發問：為什麼大明江山會亡在他手裡?與前幾任皇帝相比，崇禎皇帝算得上勤勉，廉政，的確不是一個昏庸的皇帝，但是最終大明江山在他手中斷送。

從表象看，崇禎不像亡國之君，但是他的剛愎自用，猜忌，不善用人，確是他的短板，他殺袁崇煥自毀江山。然而細究起來，明代之亡始於明中葉，即明神宗時期。按照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看歷史要後退幾百年，才能看出歷史的走向，瞭解事件的影響。

明代經過土木堡之變，國力有所衰退，到了明中葉出現了中興名臣張居正，力挽狂瀾，解決了困擾明朝的財經危機難題。但是萬曆皇帝即明神宗，10歲時繼位，由高拱、張居正、高儀輔政。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身體、思想都還處在發育階段，在內宮由太后、大太監馮保管教，在內閣由張居正督管。因此，打小起，張居正、馮保對明神宗就有威懾力量，以致心理上有陰影。

張居正主政時期，推行一條鞭法，整頓吏治，治理黃河，關注邊關，由於用人得當，措施得力，對於明代的政治、經濟都有很大的促進，形成萬曆中興的局面。但是張居正去世後，心理有陰影的明神宗開始倒算，先是奪張居正爵位，而後抄家。

張居正、馮保之後，明神宗沒有人管束，開始怠政，張居正富國強兵的改革措施也基本停止。於是乎國家財政收入不增加，開支卻增大，寧夏用兵、北韓戰役、播州用兵，軍費開支增多，國庫空虛，銀根吃緊，張居正創下的良好局面逐漸頹敗。明神宗好錢，想法創收，向向全國徵稅，搜刮財物，全國動盪。最為關鍵的明神宗所搜刮的錢財只用於內廷，並不用於朝廷，皇帝的私房錢增多，國庫卻更加困窘。沒錢就增稅，稅多百姓苦，民怨沸騰。

朝廷裡也不安穩，官員爭權奪利，皇帝與大臣、大臣與大臣、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愈演愈烈。爭權奪利，自己撈錢，國家那有精力對付邊疆問題，這就給位於遼東的滿族興起創造了條件。滿族的興起與強大，是明神宗時期政治策略失誤造成的。

等到崇禎皇帝繼位時，大明江山千瘡百孔，財政困窘。剿滅李自成、張獻忠的民變，沒錢；遼東防禦滿族侵襲也沒有錢。一個爛攤子，換了張居正再世，也無法力挽狂瀾。好牌打成了一副爛牌，神仙也沒辦法。這也就是說明神宗萬曆皇帝時期，大明王朝就落下了病根，並且一年年加重，到了崇禎皇帝時，大明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崇禎皇帝僅僅勤勉是不夠的，他必須善於用人，偏偏他不會用人，懷疑猜忌，頻頻換人，臨陣換獎，導致管理混亂，失誤不斷。因此，才有《明史》的評價“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