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京杭大運河北起於北京市通州區經河北省、山東省、江蘇省，終於浙江省杭州市。京杭大運河定性於元朝。元朝定都於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到了元朝，中國的政治中心已經完成了從西到東的過渡，也就是從今天中國大西北陝西西安到河南省西部的洛陽，再到河南省東部的開封。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顏亮下詔遷都燕京，將燕京更名為中都。金朝中都是在遼代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但是金中都沒有進行大運河的開鑿或疏通。元朝滅金朝、南宋王朝，成為一個大一統王朝。

元世祖忽必烈開鑿疏通的大運河，聯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河流。淮河以南的部分基本利用了原來的隋唐大運河的舊道。

京杭大運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吳國開鑿的邗溝渠（在今江蘇省揚州市）。邗溝渠的修建為吳國走出偏安東南的吳越地區走人中原，為吳國的爭霸創造了條件。邗溝渠成為後來隋唐大運河溝通黃河、淮海、長江的重要通道。據說隋煬帝之所以開鑿大運河就是因為想方便他經常透過運河開船從洛陽到揚州看瓊花。隋朝大運河分為四段：永濟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完成後經常去揚州遊玩，並最終在揚州被手下人弒殺。有歷史評論家對隋煬帝修鑿大運河的功勞頗為讚賞：唐朝著名詩人皮日休寫詩瓚道：

萬艘龍舸綠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

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餘裡地無山。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雖然京杭大運河最終定型在元朝，但是隋煬帝才是真正奠定後來京杭大運河的功臣。

明清時期大運河仍然發揮重要的作用。清代在運河沿岸的淮安府設立漕運總督，專門管理大運河事務。晚清以後，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傳入，鐵路出現後，大運河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優勢。一些運河沿線重要城市逐漸失去了往日的繁榮，尤其是隋煬帝嚮往的揚州。現在的京杭大運河也只有山東濟寧市以南的運河具備通航條件，京杭大運河什麼時候能恢復往日的繁榮值得期待！

一說起京杭大運河，好多人就會想到隋煬帝，也會認為是他把修建京杭大運河作為一項國策實施並完成的。但事實上，京杭大運河的形成是經過漫長的時間形成的，是無數勞動人民的心血鑄就而成的。這不能夠歸功於一個人，這應該屬於那些勇於付出而又默默無聞的華人民。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隋煬帝把它作為一項政策實施的定鼎之功，因此，他對大運河的形成是功不可沒的。那麼京杭大運河他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呢？

一、運河初成

據《左傳》記載，魯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從《左傳》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春秋吳王時期，就已經開鑿邗溝，疏通江淮。即從江都（今揚州市）邗口至山陽（今淮安市）淮安末口}。到了戰國時代，又開鑿了大溝和鴻溝，從而把江、淮、河、濟四水溝通起來。

二、運河形成

眾所周知，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時，古代中國經濟的重心發生了變化。從北方轉移到了南方，但是大一統國家的政權中心卻是在北方。所以，南方的物資供給北方，在隋朝時已是迫在眉睫了。

大業元年（605年）開鑿通濟渠，直接溝通黃河與淮河的交通。大業三年（608年）又開鑿永濟渠，北通涿郡。連同公元584年開鑿的廣通渠，形成多枝形運河系統。

隋煬帝時期，大運河迎來了它繁榮的時期。隋煬帝動用了兩百餘萬人，開鑿貫通了大運河開鑿京淮段至長江以南的運河，全長2400千米。

元朝時，由於元定都大都（今北京），統治者放棄了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進而修築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至此，“京杭大運河”的名稱由此而來。

三，運河影響

京杭大運河在中國的古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且促進了運河沿岸的發展，也促進了南北經濟的融合。即使到了現在，大運河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運河和錢塘江溝通工程已將江、河、海銜接起來，構成了以杭州為中心的、以京杭運河與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錢塘江五大水系相連通的水運網。據預測，2015年、2025年京杭運河浙江段貨運量將分別達到10770萬噸和15640萬噸。

明清兩代是中國王朝歷史的最後階段，社會各個領域逐漸表現出成熟的形態。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觀察，這種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是王朝核心區域的確定。北京，作為京師，經過金元兩朝的經營，地位日益穩定，以其為中心的政治與經濟的地緣結構日趨完善。在王朝國土治理的各類系統中，京杭大運河與京師北京構成的經濟系統，是最重要的王朝支撐體系之一。

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的分離是大運河體系產生的地理根源，中央集權政治體制是大運河體系產生的政治根源

從地理分佈來看，中國有三個盆地或小平原，是古代都城最繁育的地區，它們是：關中盆地、洛陽盆地、北京小平原。在這三個不大的大體由山體環繞的區域中，都曾至少有四個或四個以上的大王朝立都。在中國歷史地理中，它們的政治地位之高，顯而易見；在經濟上，這三個地區本來發展不錯，而成為大王朝的京師之地後，便都出現了問題，其中洛陽盆地稍好，北京小平原問題最大。所謂京師—運河系統，正是為解決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分離這一問題而必然出現的。

周代曾被儒家思想家美化為理想時代，但恰恰在京師—運河體制的必要性上，周代提供的卻是負面的歷史證鑑。秦漢帝國所建立的集權體制，是在充分意識到周代分封弊病之後的選擇，從此，中國王朝政體基本上延續了這一傳統。不過，一統集權王朝的都城，從建立之初，便提出了巨大的基本生存層面的經濟需求，首先大量的人口便直接導致了糧食供應的巨大壓力，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奢侈享受，令京師消費幾無上限。在本地條件與京師需求反差巨大的情形下，令各地援助京師，是唯一的也是必然的辦法。好在此時的集權朝廷已經直接掌控全國各地的資源。不過，在全憑人畜役力運輸的時代，大宗物資特別是糧食的運送仍為沉重負擔。在此情形下，水路是效率最高的運送方式，即使以修造運河的浩大工程為代價。在這種情勢之下，京師—運河體系誕生，並隨著全國政治地理格局的改變，隨時調整線路。大運河永遠朝向京師，把政治與經濟連線在一起。

在王朝歷史的最後階段，北京成為都城。在早期歷史中，北京（古稱薊城、幽州城等）只是作為邊地城市而平平淡淡地存在，僅軍事上具有重要意義，在經濟上並無優勢。但因為公元10世紀以後北方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北京的政治地位陡然提升，而此時國家經濟中心早已南移，這便拉大了地理上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的反差，其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代，而溝通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大運河的地位也相應提升到歷史的最高點。

以經濟支撐為基礎，進而達成軍事、政治的穩固，這是大運河對於京師乃至整個王朝的意義。以明朝為例。公元1449年，土木之變，隨後蒙古瓦剌統帥也先率大軍兵臨北京城下，明朝兵部尚書于謙組織京師軍民積極抗戰，成功保衛北京。此次戰役，于謙等人的死戰決心與正確部署固然重要，而通州糧倉的百萬石儲備也是穩定軍心民心的重要因素。于謙曾專門制定特殊措施，發動軍民，將通州糧食急運京城，令堅守無後顧之憂。通州，大運河入京的首站，正是大宗漕糧的儲存地。明史專家吳晗認為，明朝若不是定都北京，並囤積資源打造強大優勢以鞏固北境，很可能重現宋室南渡的局面。

[清]王翬等繪《 康熙南巡圖卷 07》（區域性）

京師消費經濟具有特色，但運河負擔較重，全面管理實為必要

京師北京對於大運河的依賴，從城市最初的營建就開始了。明朝駐紮北平的燕王朱棣，取得靖難之役的勝利，奪得皇位，並改北平為北京，定都於此。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又一輪大建設，運河上隨之呈現特殊的繁忙景象。舉凡營建所用物料，諸如木植、石料、磚瓦、琉璃、石灰以及顏料、苧麻、葦蓆、金箔等，大多取自全國各地，運載各種物料的貨船，接踵而至。

營建物料數量最大者為燒造的城磚、券磚、細料方磚（金磚）、筒板瓦及琉璃構件，樣式數十種。這些物料的燒辦地域涉及山東、河南、江蘇、江西等地，故必須經大運河船載運送京師。而在各類物料中，大型皇木的採集與運送最為艱難。採辦地域涉及四川、湖廣、貴州之遠，在大西南的深山中，至今還可見採辦高大古木時留下的山崖刻辭。所採得材木須編組成筏，沿各地江河而行，最後匯入大運河，始達京師，分貯於神木廠、大木廠、臺基廠等處，以供造作。如此數不盡的建築材料順水而來，必定給百姓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北京民間有“水上漂來的北京城”的傳說。

城市宮室建設完成，運河的首要任務便是京師大宗日常消費品的保障性輸送。首先是漕糧，包括米、麥、豆、粟等，明朝成化年間定額為每年400萬石，其中大約五分之一為“北糧”（產于山東、河南），其餘均由南方起運。清朝正糧定額仍在400萬石左右。清代有一種漕米稱為“白糧”，是一種糯米，由南方交運，供京師百官享用。除了糧食，由運河輸送入京的還有衣用雜物，如明萬曆時，每年蘇杭絲織品入京達10萬匹。銅幣鑄造為朝廷總控，清乾隆時，自南方採銅，每年630萬斤，由長江轉運河抵達北京，所用船隻數千。

政治的穩定對於皇室，往往意味著生活的奢侈轉向，一些特殊的服務也成為運河的職能，類如珍奇之物、綾羅綢緞等亦沿運河源源進京。有一類貢船，是運河上的特別運送船隻，專運南方珍奇土產進京。更有一種“鮮船”，運送的是生鮮食品。

清朝入關，在北京實行旗民分治，內城全為八旗駐地，一般漢民悉數遷居外城。清制，在京旗人無須生產，日用所需為朝廷配備，在京城東部，設有八旗糧倉，旗人按期領取俸米。數十萬人口的不勞而食，無疑增加了北京城的消費性，而大運河則成為他們的基本運輸線。

消費性是王朝京師的經濟特色，在這一體制中，管理的重點自然不在本地生產力的提升，而是在消費品輸入的保障。從這一角度看，運河的管理是嚴格的。換言之，京師的穩定取決於運河的效率，而效率取決於管理。運河乃是一個綜合大系統，其執行的功效是對朝廷能力的檢驗。建立這一大系統，首先是工程保障與功能齊備，包括運河水道、閘壩、碼頭、漕船、官署、倉場的修建與設立。與工程保障直接銜接的是規模保障，即必須有足夠的人力物力投入。

運河水道以漕糧運輸和貢品運送為主，但船上附載夾帶的事情每每發生。所以朝廷頒佈一系列條例、律令，嚴禁公船私帶。公船軍士允許攜帶一定數量的食米等私物，但若查出有超過數量，則盡數入官。貢船專用，若有非貢品上船，擅為者治罪。另外，漕糧運輸允許有一定數量的損耗，為了彌補損額，確保入京數量，允許官吏自民間多徵一定的比例，這樣民間實交數量會大於入京數量。這一政策的性質在於維護朝廷利益，但負面效應是給下面官吏貪汙留出了空間。因為從民間多徵的比例不定，官吏可以自定，其額度常常大於損耗額，於是多的部分進入私囊。不過總的來說，在王朝穩定的時期，運河執行平穩，職能順暢，弊端不礙大局。

商業活動的動員軸心，經濟區域的連結與轉換

作為一條貫穿南北3000多里的水道，大運河穿越一系列大小區域，而這些區域，自南而北，環境條件差異逐步加大。對於商品交換來說，地區反差越大，商業價值越高，所以大運河的出現，乃是一條國內南北千里貿易線的誕生。大運河所經之地，從原來的靜止地帶變為流動地帶，人流物流沿河而動，形成了漫長的商業活動軸心，其影響力，深入兩岸的廣闊空間。

雖然朝廷為維護自身利益、保障運河的功效，頒佈各種管理律令，禁止私人侵沾，但運河所含有的不可抑制的商業活力，仍然激發了社會各類商業群體在運河的彙集與鑽營。且不說運河中的商船越來越多，即使是官船，也是“販賣貨物，滿船難行，擅勒軍民拉送”（《漕河圖志》）。商業規律與官府律令之間博弈妥協的結果，在王朝盛世，出現的是雙贏的局面，一方面是官府漕運的平穩推行，另一方面是商業活動的繁榮發展。運河地帶呈現的典型景觀是，接踵不斷的船隻與一連串充滿生機的市鎮。在商業活動的推動下，沿運河許多位置優越的城鎮脫穎而出，如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等聞名天下。商業創造了較大的利潤，於是，在運河沿線，官府設立了眾多鈔關，向商人徵稅。

大運河既是通道也是紐帶，促進著區域間的交流互融。例如，“淮揚菜系”便是淮安與揚州結合而成的產品。在沒有大運河之前，兩地各自獨立，本自成一系。自運河開行，官商往來頻繁，講究品味，才將二者融為一系。進一步從宏觀來看，大運河加強了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聯合，如明人席書所說，“長江、大河，一氣流通”（《漕船志》）。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為中華文明的兩大搖籃，二者融合的不斷深化，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北京是大運河的北方終點，是服務的主要物件，大運河對北京及其附近地區自然會產生積極影響。元代，運河漕船直入大都城中，在積水潭海子碼頭卸貨。隨著海子碼頭的建設，其沿岸成為元大都城的經濟中心，依託水運而出現了頗具南北交融特徵的商業街市。這條商業街市的格局仍保留在今天的德勝門至鼓樓之間。明朝隔斷城內航道，漕船不得進城，於是促成了近郊商業空間的擴充套件。自東便門外大通橋至朝陽門、東直門的護城河一線，成為新的漕運終點，城牆內外，眾多倉場比肩而立。運河在接近大通橋的慶豐閘（俗稱二閘）一段，因漕船往來熱鬧，加之運河景色優美，“青帘畫舫，酒肆歌臺，令人疑在秦準河上”（震鈞《天咫偶聞》），遂成為京師人士休閒遊玩的地方。

通州是漕運進京的首站，自有首站的繁榮，不僅有皇家糧倉，還有民間的商街。清人李煥文稱通州“帆檣林立人如蟻”（詩《萬舟駢集》）。18世紀來華的英國訪問使團成員斯當東，對通州有三大印象：一是商業網點滲入街坊，工商興旺；二是臨街店鋪招牌五顏六色，十分搶眼；三是南貨、北貨雜陳，品種眾多。同一時期來華的北韓人樸趾源，也記載了通州市面的繁華，“下船登岸，……入一鋪中，其瑰麗繁複，亦非盛京、山海關之比矣”（《熱河日記》）。正是大運河為通州帶來了美譽，世上才有“一京二衛三通州”之稱。

所謂的“二衛”，是指天津衛。天津在漕運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它是海漕與河漕的交匯點，是京杭大運河在河北段的重要節點，這一特殊地利把天津送上了繁榮城鎮的行列。今天，大運河天津段留下眾多實物遺產，包括河道、船閘、橋樑、堤壩等。其中北運河、南運河天津三岔口段，全長71公里的河道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的標誌部分，宣告著其價值的傑出性與普遍性。

北京地區是大運河的終點，但商貿活動並不止於北京。大運河發揮軸心作用，不僅帶動張家口、南口、通州、天津以不同的形式參與運河系統的執行，在更宏觀的範圍，透過駝隊與運河轉換對接，也將遙遠的蒙古、俄羅斯與中國江南的貿易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