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1年，「天意」慘敗給了朱棣

為防止批評超綱，朱棣在詔書中很具體、很委婉地，用11個“歟？”，為群臣們的“直言不諱”劃下了範圍：

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

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

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不分歟？

或刑獄冤濫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

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

或橫徵暴斂剝削而殃及田裡歟？

或賞罰不當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

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

或軍旅未息徵調無方而餉空乏歟？

或工作過度徵需繁數而民力凋弊歟？

或奸人附勢群吏弄法抑有司茸罷軟貪殘恣縱而致是歟？

這11個“歟？”裡，沒有明帝國百姓最痛恨的那件事：遷都北京、修築紫禁城。那是朱棣為自己的雄才大略留下的“物證”，是不容置疑的宏圖大業。他在詔書中劃下批評的範圍，目的正在於暗示群臣，所謂“求言”不過是一場應付“天意”的遊戲，切不可將批評引到遷都與築城上來。

絕大多數人看懂了皇帝的暗示，也遵守了皇帝的暗示。

但翰林院裡一位叫做鄒緝的“侍讀”，不願按部就班將遊戲的流程走完。他寫了一篇長達3300餘字的意見書。如果不是這份意見書，今人或許將永遠無法知曉朱棣修築紫禁城時，民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