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達案”是發生在嘉靖年間的一件案子，此案不僅涉及著名的民間邪教白蓮教，而且與嘉靖年間爆發的“大禮儀之爭”息息相關。“李福達案”最初只是個事涉個人的謀反重案，但此後卻發展為了“大禮儀之爭”雙方相互攻擊的工具，最終經審理認定為“誣告案”，但具體如何仍有爭議，爭議的重點就在於時任山西太原衛指揮使的張寅到底是不是李福達。

李福達乃是正德年間的一個義軍首領，曾與王良、李鉞在民間透過白蓮教吸納教眾、發展勢力，並在正德初年發動起義，但不久後便宣告失敗，被髮往山丹衛充軍。後來李福達從山丹衛逃走，改名為李午，結果不久再度被發現捕獲，再度發往山丹衛。

△正德皇帝

再後來，李福達竟然再度脫逃，逃至陝西洛川，仍然秘密傳播白蓮教，一度遠近爭附，隨其貧富，有獻至千金者，破產也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撞而至”，在具有一定規模後，又和邵進祿、惠慶等人在陝起事，結果再度失敗。

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薛良與時任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張寅因有舊怨，因而告發張寅正是反賊李午（李福達），並說張寅家中的族譜是其假造的。因為事涉當地官員，且為謀反大案，於是巡撫都御史畢昭親自審訊，結果審定為誣告。薛良不服審訊結果，於是按察使李珏再度審理，同樣認為是誣告。薛良仍然不服，於是又經過都御史江潮複審，仍然認為是誣告。

按理來說，案子審到這一步已經可以結案了。張寅之子當時遠在京城，因資訊來往不通，只知道父親出事了，而不知道案子已經查清，連忙跑去找與父親關係極好的武定侯郭勳，想要其設法搭救。武定侯郭勳得知此事後，便行文山西為其訴冤。

△嘉靖皇帝

嘉靖初年，被稱為“大禮儀之爭”的事件愈演愈烈，表面上是以楊廷和為首的舊閣權集團與張璁等新進士大夫之間，圍繞著“繼統”與“繼嗣”展開的激烈鬥爭，實際上卻隱含著皇權與閣權之爭。而武定侯郭勳，正是張璁一派重要力量，因參與“大禮儀之爭”而深受皇帝寵信。

△激烈的“大禮儀之爭”

嘉靖五年（1526年），時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馬錄乃是楊廷和一派，因此在接到郭勳的信件後，立即心生一計，意圖用此事將郭勳拉下水，從而削弱敵對勢力的力量。於是，馬錄便將張寅認定為李福達，將其按謀反重罪論處，並通告京中官員上書彈劾郭勳與李福達勾結意圖謀逆，從而導致此案開始擴大化。

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刑部尚書顏頤壽為首的三法司在京畿道重審張寅案，雖然無法取得統一供詞，但顏頤壽卻極為贊同馬錄的看法，意圖坐實張寅的謀反之罪。而張寅的二十多位鄰里和友人，也在此期間趕到京城，打算為張寅伸冤。

△案件中的明爭暗鬥

二月十六日，顏頤壽上奏階段性審訊結果，仍然認定張寅乃是李福達化名，且意圖謀反。但在四月四日再度審訊之後，卻突然改變說法，認定張寅只是犯了妖言罪，而不再提謀反重罪。嘉靖在拿到結果之後，認為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不能輕易認定妖言罪，並認為顏頤壽等人審理案件前後含糊不清，並下令原審官員畢昭、李珏、李璋、江潮等人到京當面對質。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初三，“仍會官廷訊，乃歸罪於薛良，言良原與張寅有隙，將李午妄作李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並無聚眾謀反，惑眾稱亂等情。”也就是說，最終認定張寅乃是被薛良誣告，且對企圖製造冤案的官員進行追責。

同年八月初五，嘉靖令桂萼攝刑部、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事，主審張寅案，最終具得張寅被誣狀，並對炮製冤案的官員進行了判決。

由於此案事涉“大禮儀之爭”，而當時的嘉靖帝也是事件參與者之一，且顯然是張璁、郭勳一派，因此他的態度是否對案件結果產生了影響，不得而知。此外，結案之時已經是嘉靖六年（1527年），此時“大禮儀之爭”已經塵埃落定，最終以楊廷和一派失敗告終，這對案件是否產生影響，也不得而知。

“李福達案”四十餘年後，徐階曾為“大禮儀之爭”和“李福達案”的官員平反，認為張寅的確是李福達；但後來的高拱和張居正等人則認為嘉靖年間的審判沒有問題，張寅乃是被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