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須指出，太平天國幾乎不可能吸引到左宗棠，後者雖然不是很富，但照他自己說已是“獨富之家處眾貧之區”，感到芒刺在背，對太平天國的“打先鋒”絕不可能認同（那意味著破產），且他雖然只是舉人功名，但一向熱心仕進，且早已做了許多有效的鋪墊，是陶澎的親家，林則徐的門生，當時湖南的幾任主官張亮基、駱秉章、潘鐸、張芾都久聞他大名，張、駱更直接招他入幕，左宗棠1852年10月8日應張亮基之招縋城進入被圍困的長沙城，而傳說中和他一番談話後賞識他的石達開則是13日才隨太平軍後隊抵達長沙城外的，兩人幾無見面可能。所謂“左宗棠會晤石達開條陳、且石達開向洪秀全推薦不納”云云，是清末反清革命黨的杜撰，其藍本則是《善化縣誌》中不知太平軍先鋒蕭朝貴部來歷、誤以為清軍援兵而入石馬鋪大營（此前確實是清方陝西援兵的軍營）獻策的當地書生黃秀才（王闓運《湘軍志》作陳秀才），且即便這位黃先生，本意也並非投奔“長毛”而是投奔清朝，發現不對勁後就倉皇逃走了。

那麼，太平天國政策中有哪些是妨礙吸收讀書人的呢？

首先，物以類聚，太平軍本身對讀書人不信用，比較重視的楊秀清、和“最喜讀書人”的陳玉成等，也不過把讀書人用來當“先生”，從事無關緊要的輔助工作，《賊情彙纂》榜上有名的“首逆”、“劇賊”中，有功名的僅韋昌輝（桂平捐班監生）、胡以晄（平南武秀才）、何震川（平南秀才）三人，而擁有“代天兄傳言”的蕭朝貴更從不掩飾對讀書人的嫉恨和打壓，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被迫跟隨太平天國行動的讀書人，大多數也離心離德，何談“主動吸引”？龍江縣的讀書人龍鳳璉主動示好洪秀全，上書將之比作漢高祖、明太祖，結果洪說漢高祖、明太祖只是他馬前先鋒，把龍先生髮配去詔書衙學習，這樣的“人才政策”能吸引人才見鬼。著名學者王韜曾化名給太平軍將領劉肇均獻策，結果直到幾個月後這封信在上海外圍被清軍從地上撿到，劉都沒有啟封看過，如此眼光，就算人才真上門，又能如何？

其次，利益衝突。大多數讀書人家境較好，即便家境不好也往往抱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的期待，而太平軍所過之處“打太平先鋒”，更散發搞“一平二調”的，天朝田畝制度》，後來雖然被迫妥協，卻仍舊在軍需和部分官員自肥需要下科派、徵收“特捐”無節制，甚至太平天國轄區內也有“野長毛”（路過的太平軍）打“太平先鋒”，雙方根本利益尖銳對立，這也是很多讀書人與太平軍為敵的奧妙所在。

第三，學問和價值觀的顛覆。讀書人大多數痴迷四書五經和儒家典籍，而太平天國斥為“妖書”，不但不許出版而且要焚燒和嚴懲閱讀，較明智的楊秀清一度借天父下凡加以調整，但洪秀全本人對此一直抵制，因此所謂“御筆改正四書五經”從沒正式出版過，古代典籍經過“去某感詞化”後出版的只有一套《武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吳子三本書的合集，嚴格說不是讀書人的經典），且這些“改正”在讀書人看來荒誕不經，如把“梁惠王”改為“梁惠相”，“唐太宗”改為“唐太侯”，孟子改為“孟軻”，孔子改為“孔某”，心領神會改為“心領靈會”……世代相傳的經典，自啟蒙便信奉的價值觀被徹底顛覆，“不相為謀”是正常的。

第四，出路的渺茫。太平天國雖然一年搞四次科舉，且錄取率極高（1853年湖北鄉試考生1000，錄取850名），但考題大多出自自己印發的上帝教讀物，在大多數讀書人看來形同力亂怪神，且科舉得中者的任職看似不低，實際多是閒職，且骨子裡根本不信任。如天試狀元武立勳僅因為出考題時從四書五經中選擇素材，結果從職同指揮連降10級變成了伍卒。這樣一來，願意參加太平天國科考的，自然也只剩下醫卜星象之類以往處於讀書人和社會邊緣的小人物了。

第五、戰事的不利。在太平天國勢頭向好的1854-1856年間，湖北、江西、皖北等太平天國鞏固區，還是出現過一些願意為太平天國效力、並不惜忍受一點委屈的讀書人，比如湖北興國州舉人張謙，被清軍抓獲後，臨死還喊“大事不成，遺恨千秋，但絕不回首”，他們是希望太平天國能取清朝而代之，自己也可藉此開啟上進之門。待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的覆滅在大多數明眼人看來不過是時間問題，願意“捨得孩子套個狼”去忍辱冒險“投長毛”的讀書人不能說絕對沒有，但已經少到可忽略不計了。

鑑於上述原因，太平天國吸引廣大讀書人真心為之效率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利益衝突，思想衝突！

利益上，太平天國和讀書人代表的階級不同。一個是地主階級，一個是農民階級。

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思想支撐。農民階級的思想願望是土地。而地主階級或者士大夫階級想要獲得統治的權利。

所以兩個陣營不會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