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鄭成功向日本幕府借兵，還是永曆朝廷透過澳門向歐洲教廷借兵的行為，都屬於非常正常的必然選擇。實際上在中國古代並非沒有先例，只是在明朝尤其是南明後期才開始這麼做，已經太晚了。
南明從1644年下半年成立，到1662年被基本殲滅為止，在很多策略上選擇了過去唐朝的辦法。這大概是因為當時的人也注意到，唐朝能在安史之亂後延續很長時間，就用了這些手段。所以南明的有識之士，包括史可法在內的人都採取了照葫蘆畫瓢的辦法：
1 效法唐代設立和容忍地方藩鎮存在的辦法，建立的江北四鎮和荊湖地區的左良玉集團。自然是希望這些地方軍頭，在獲得不小於唐後期盧龍三鎮的權力後，能為南京的朝廷抵抗北方的農民軍與清軍。
2 積極吸納農民軍中有意投誠的力量，一個典型就是江北四鎮中的高傑勢力。後來的永曆政權也積極吸納了有意歸附的張獻忠餘部，靠李定國和孫渴望去苦苦支撐。這種策略在唐朝的先例就是對安史部分叛軍與藩鎮的寬大處理，以及後來對黃巢起義軍的大量收編。
3 就是分頭向覺得有希望的勢力借兵。這其中既有日本新建立的德川幕府，也包括了歐洲的天主教勢力。這種策略在唐朝的例子就更多了，從安史之亂中的回鶻、于闐、吐蕃、南邵，一直到後來黃巢時期的回鶻、吐谷渾和沙陀人。
所以，不能說南明在這些策略選擇本身，有什麼失誤。但問題就出在，明朝時的情形和當初唐朝時是截然不同的。明朝自建立開始，就基本上奉行一種唯我獨尊的自大型文化保守主義。在這種浸染到整個社會精英階層的文化策略影響下，明朝的排外性和對多元文化的抵制，是之前的唐朝根本不能比的。哪怕出幾個會說蒙古語的皇帝，也無法扭轉士大夫階層維繫的極端自守主義。
所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壓制地方勢力冒頭的，也不會對就生活在自己周邊的外族以真正的懷柔政策。這種平日缺乏關係維護，關鍵時求人幫大忙的事情，一般都是不太可能有成果的。
此外，和唐朝不同的是，南明基本上已經沒有了自己的勢力基本盤。最後一點能打仗的部隊，基本上都在北方前線，先後投降了李自成和多爾袞。南京空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卻拿不出可以作戰的兵馬。因而地方藩鎮根本不會忌憚南京的這個所謂中央，也會在面對滿清南下時，仔細核算兩種選擇的成本與收益。無疑，中興名將的成本過高，開國功勳的收益可觀。於是，江北四鎮中的大部分，不是被擊潰就是選擇了投降。
至於後來向日本和歐洲的借兵，你用同樣的邏輯去整理事情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是一個道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人，和明朝接觸的大部分時間裡，受到的都是限制和敵對。面上的和氣與有限的合作，開始的都很晚。
日本人是早在朱元璋的時代，就和明朝有過外交衝突。從朱棣時期開始，就一直被壓制在朝貢貿易體系的底端。嘉靖皇帝的寧波爭貢之役後，雙方的關係已經跌到了冰點。倭寇風潮之後不久，兩者又在北韓半島兵戎相見。可以說，日本雖然有出兵的實力，卻又是關係和明朝最不好的一位。
德川幕府建立後，日本在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內斂時期。幕府對於整合內部的需求，大於對外需求。這從他們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華人從國內市場驅逐出去，就可見一斑。這也註定了他們的動員磨磨蹭蹭，最終錯過出兵良機。
至於歐洲的天主教勢力，其實基本上和明朝直接打交道的就是東方的殖民地體系。但他們在獲得澳門留居權之前，也長期遭受到抵制和殺戮，所以一切都必須從利益的角度去考量。
很不巧的是，當時的歐洲剛剛經歷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所以教廷的最大支援人，無論是西班牙和奧地利，都無力支援一場跨越半個地球的戰爭。東方的土耳其正在重新準備進攻歐洲，他們也不得不防。三十年戰爭的副產品就是新教勢力的荷蘭人在東方進攻葡萄牙殖民地。他們已經佔領了馬六甲和孟加拉的很多據點，等於是將天主教勢力隔絕在了有限的澳門和馬尼拉兩地。永曆政權選擇了天主教耶穌會，自然是和新教勢力說拜拜了。
葡萄牙人則在三十年戰爭及之後的獨立戰爭中，損失很大，無力幫多大忙。最後只有一支100多人的小部隊，參與了桂林附近的戰鬥。但隨著清朝方面同他們就澳門和貿易問題談妥後，支援垂死的南明也沒有了價值。
最後總結明朝人的選擇，不能說不對，只是過去欠債太多，想調頭也來不及了。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借兵策略的失敗要歸功於世界總體局勢的發展。但明朝自立國到中期的一系列政策選擇，才是借兵無以為繼的罪魁禍首。
無論是鄭成功向日本幕府借兵，還是永曆朝廷透過澳門向歐洲教廷借兵的行為，都屬於非常正常的必然選擇。實際上在中國古代並非沒有先例，只是在明朝尤其是南明後期才開始這麼做，已經太晚了。
南明從1644年下半年成立，到1662年被基本殲滅為止，在很多策略上選擇了過去唐朝的辦法。這大概是因為當時的人也注意到，唐朝能在安史之亂後延續很長時間，就用了這些手段。所以南明的有識之士，包括史可法在內的人都採取了照葫蘆畫瓢的辦法：
1 效法唐代設立和容忍地方藩鎮存在的辦法，建立的江北四鎮和荊湖地區的左良玉集團。自然是希望這些地方軍頭，在獲得不小於唐後期盧龍三鎮的權力後，能為南京的朝廷抵抗北方的農民軍與清軍。
2 積極吸納農民軍中有意投誠的力量，一個典型就是江北四鎮中的高傑勢力。後來的永曆政權也積極吸納了有意歸附的張獻忠餘部，靠李定國和孫渴望去苦苦支撐。這種策略在唐朝的先例就是對安史部分叛軍與藩鎮的寬大處理，以及後來對黃巢起義軍的大量收編。
3 就是分頭向覺得有希望的勢力借兵。這其中既有日本新建立的德川幕府，也包括了歐洲的天主教勢力。這種策略在唐朝的例子就更多了，從安史之亂中的回鶻、于闐、吐蕃、南邵，一直到後來黃巢時期的回鶻、吐谷渾和沙陀人。
所以，不能說南明在這些策略選擇本身，有什麼失誤。但問題就出在，明朝時的情形和當初唐朝時是截然不同的。明朝自建立開始，就基本上奉行一種唯我獨尊的自大型文化保守主義。在這種浸染到整個社會精英階層的文化策略影響下，明朝的排外性和對多元文化的抵制，是之前的唐朝根本不能比的。哪怕出幾個會說蒙古語的皇帝，也無法扭轉士大夫階層維繫的極端自守主義。
所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壓制地方勢力冒頭的，也不會對就生活在自己周邊的外族以真正的懷柔政策。這種平日缺乏關係維護，關鍵時求人幫大忙的事情，一般都是不太可能有成果的。
此外，和唐朝不同的是，南明基本上已經沒有了自己的勢力基本盤。最後一點能打仗的部隊，基本上都在北方前線，先後投降了李自成和多爾袞。南京空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卻拿不出可以作戰的兵馬。因而地方藩鎮根本不會忌憚南京的這個所謂中央，也會在面對滿清南下時，仔細核算兩種選擇的成本與收益。無疑，中興名將的成本過高，開國功勳的收益可觀。於是，江北四鎮中的大部分，不是被擊潰就是選擇了投降。
至於後來向日本和歐洲的借兵，你用同樣的邏輯去整理事情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是一個道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人，和明朝接觸的大部分時間裡，受到的都是限制和敵對。面上的和氣與有限的合作，開始的都很晚。
日本人是早在朱元璋的時代，就和明朝有過外交衝突。從朱棣時期開始，就一直被壓制在朝貢貿易體系的底端。嘉靖皇帝的寧波爭貢之役後，雙方的關係已經跌到了冰點。倭寇風潮之後不久，兩者又在北韓半島兵戎相見。可以說，日本雖然有出兵的實力，卻又是關係和明朝最不好的一位。
德川幕府建立後，日本在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內斂時期。幕府對於整合內部的需求，大於對外需求。這從他們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華人從國內市場驅逐出去，就可見一斑。這也註定了他們的動員磨磨蹭蹭，最終錯過出兵良機。
至於歐洲的天主教勢力，其實基本上和明朝直接打交道的就是東方的殖民地體系。但他們在獲得澳門留居權之前，也長期遭受到抵制和殺戮，所以一切都必須從利益的角度去考量。
很不巧的是，當時的歐洲剛剛經歷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所以教廷的最大支援人，無論是西班牙和奧地利，都無力支援一場跨越半個地球的戰爭。東方的土耳其正在重新準備進攻歐洲，他們也不得不防。三十年戰爭的副產品就是新教勢力的荷蘭人在東方進攻葡萄牙殖民地。他們已經佔領了馬六甲和孟加拉的很多據點，等於是將天主教勢力隔絕在了有限的澳門和馬尼拉兩地。永曆政權選擇了天主教耶穌會，自然是和新教勢力說拜拜了。
葡萄牙人則在三十年戰爭及之後的獨立戰爭中，損失很大，無力幫多大忙。最後只有一支100多人的小部隊，參與了桂林附近的戰鬥。但隨著清朝方面同他們就澳門和貿易問題談妥後，支援垂死的南明也沒有了價值。
最後總結明朝人的選擇，不能說不對，只是過去欠債太多，想調頭也來不及了。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借兵策略的失敗要歸功於世界總體局勢的發展。但明朝自立國到中期的一系列政策選擇，才是借兵無以為繼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