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共利，不以利和，無利亦同心，小人擅利，必以利聚，利盡則人散。義利一體，義為大利，君子捨身取義，棄小而求大，是智是勇，小人見利而忘義，因小而失大，是貪是愚。小利難比大義，貪愚怎及智勇，是以君子常流芳百世，小人多遺臭萬年。

個人認為，從“義”與“利”的二分法來分析、看待道德全部，並不見得合理——可能既侷限了視界，又束縛了思路。孔子與康德的道德哲學詩性成分過高，幾乎就是預設與公設。

為此，筆者想大膽的假設：或許道德就是功利主義的一部分。文明之前，是原始慾望。文明以後，只有功利主義——道德本身就是一種功利判斷。

先說原始慾望。這種慾望從遺傳而來，是一種本能，思維沒有“可能性”的存在，人類和所有動物一樣，根據本能行事。例如：非洲新獅王咬死前獅王，殺死前獅王的後代。幾年後，它又會被更年輕的公獅子咬死、咬碎，它的後代也難逃一劫，這種現象週而復始迴圈不斷，人類覺得這是動物的正常屬性；而功利主義，是人類進化出“怎麼做，可能會更好”的思想機制，並開始用這種機制計算、指導具體行動。這種可能性，是文明的起源，也是道德的誕生。如上例：如果是人類帝王為了權術殺子女、殺大臣，就會受到一致地譴責——殘暴。原因就是我們認為人類（帝王）有更好地選擇、道德地選擇，但是他沒有選，而是走了一條原始慾望之路。如果上述假設成立，道德的本質就可以歸納為：人們認為有更好的方法，能讓某件事變得更好——無可否認，這是一種計算。

道德還有一個“普遍性道德原則”的概念。康德鑑於道德一旦具體化就會產生邊界與困境，提出了拋棄具體的道德定義，而是制定“普遍性道德原則”概念——例如誠信這種道德，面對敵人的審訊，如果還一五一十的供出自己部隊的佈防情況，顯然是一種道德困境——康德認為，只有大家設身處地都認為這件事該這麼做，才是道德的。康德的這種思想有盧梭的“公共意志”的影子；孔子認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普遍性道德原則”。但是，面對大千世界的無數種生活情況，“普遍性道德原則”也有侷限性，並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例如在民族大義面前，所有人都認為應該捨身取義，但真叫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去死，就是道德嗎？康德也說，人只能是目的，而絕對不能僅僅是條件；義務論也有侷限性，因為動機為善是一個主觀判斷；孔子的理論，也有人認為“勿施於人”既有自己不這樣對人做，也有以自己價值判斷為真理，強迫別人不這樣對我做的弊病——無論何種“普遍性道德原則”，仍然有困境，也還是不斷的利益、得失計算。

綜上所述，或許義（道德）與利（功利主義）有以下特點：一是要人類認識到除了按本能、慾望行事，還有“更好的選擇”，然後試圖把這種選擇固化、規章制度化。二，這兩種選擇的本質是一樣的——怎樣做才能更好？這必然包含兩種不同方法的計算、衡量，研究、分析，最後試圖用等於、大於、小於來做出判斷，也就是功利主義。三是道德和認知有關，有認知深度、傳播範圍甚至基因差異的區別，因人、因群、因地、因國而異——道德既是原則（人群中“共識”的最大公約數），也是複數（每個人因各自不同，有不同的“怎麼樣才能更好”的認識），還是變數（因環境變化而變化）。

君子取於義，善財當然可以養人了；如果錢財來的不善，那就叫不祥之財，帶有災禍，當然不能要了。小人他沒有這麼高的智慧，見利忘義，所以當時你看他得了，可是後面的災禍他躲不掉！平安是福，健康是福，這人人都知道，可是有幾個人真能明白？真能做到？不容易啊！

每個人生於世間，不管是功名利祿，還是貧窮卑賤，都是一生，上述這些東西全部是外在的東西，頂多是人們生存的道具而已，其實真正重要的是人的智慧，只有用自己的智慧去為人處事，才是一個人立足於世界的根本。

見利忘義乃小人之行為，重義輕財的做法才丈夫之舉。君子重義捨得有道，小人看利不擇手段。從古至今成大事都是重情重義者，而一個小人只看眼前之利，往往一事無成。有很多君子重義的歷史故事，大家應該知道。

當今社會，也有很多重情義者，往往這些人都獲得公眾認可，大家尊重他，支援他，反而幫助他，使他取得成功。而一些混進行業內只重利的小人，哪裡會有長久？也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大家身邊也不缺這種人見人恨的人。君子與小人都是人，誰是誰非有公論，捨身取義太難得，唯利是圖不可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