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新月詩首見於明初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上：”皇太子作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真儲君之詩也。” 較為麻煩的是，後來很多明代文獻都把這首詩安在朱元璋之子、朱允炆之父懿文太子朱標身上，所以需要辨析。
朱標作新月詩事，最早應當見於黃瑜《雙槐歲鈔》所載的建文父子作詩故事，《雙槐歲鈔》的寫作時間始於景泰訖於弘治，該故事雲：朱允炆小時候長得“頂顱頗偏“，朱元璋摸著他的頭說“半邊月兒”，認為他的皇位不能坐長。有一次，朱元璋讓朱標、朱允炆各作一首詠新月的詩，朱標吟道：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朱允炆吟道：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未敢吞。”朱元璋從詩中認為朱標活不長久，朱允炆雖然做不長皇帝但能夠逃脫，於是為他準備度牒等逃生用品。這段故事後來還見於小說《續英烈傳》，各種筆記文集如《堯山堂外紀》、《堅瓠集》、《夜航船》，雖然細節微有不同，但傳播非常廣泛。那麼。這首詩究竟是誰抄襲誰的呢？ 《草木子》寫就於洪武年間，由後人在正德年間刊行，在時間上早於《雙槐歲鈔》；其次，《草木子》以元末人記元末事，所記元代史事多能得到印證，所載愛猷識理達臘作新月詩應當可靠，也與其他史料所見的愛猷識理達臘的漢文水平相符合。此外，許多元代君臣史事在明初和明中期都被改頭換面成了明代君臣的故事，如劉秉忠建北京城演變為劉伯溫建北京城的傳說。《雙槐歲抄》所記故事把建文父子新月詩的寫作背景記述得有板有眼，並不能抹殺掉它的元代原型。明王世貞《史乘考誤》和近代陳衍《元詩記事》都信任《草木子》的可靠性，認為此詩作者是愛猷識理達臘，而非朱標。
不過，關於新月詩故事還有兩個疑點，一是《草木子》雖然寫於洪武年間，但是到正德年間才刊行流傳於世，因此《雙槐歲鈔》不可能直接抄自《草木子》。如果《草木子》的文字沒有問題的話，《雙槐歲鈔》可能是承襲自其他民間傳說（畢竟，愛猷識理達臘的這首詩在元末明初可能並不僅被《草木子》所記錄），而不是改竄這首詩背景的始作俑者。第二是朱允炆所作的“誰將玉指甲“”詩並不見於前人的著述，如果朱標新月詩是明人把愛猷識理達臘詩安到他頭上的話，那麼這首詩是否的確為朱允炆所作的呢？在成書於正德的《革除遺事》裡也記有這首詩，同時卻沒有朱標作“昨夜嚴陵失吊鉤”詩的事蹟，如果《革除遺事》更接近真相的話，或許本來建文帝作詩故事是真實存在的，只不過後來好事者把元太子的詩也拿來組成了一個建文父子作詩故事。只是可惜《革除遺事》成書反而晚於《雙槐歲鈔》，因此建文帝新月詩故事的傳播和演變過程還不能得到完全的復原。
關於元代蒙古帝王、貴族漢文詩作的可信性，可以依據以下三個標準判斷：一是其人的漢文水平是否可能？二是詩作的傳播儲存是否有清晰的脈絡？三是詩作的背景內容是否與其他史事相矛盾？如所謂忽必烈所作的《陟玩春山紀興》，以忽必烈“朕不識字粗人”的自稱和相當程度上依賴翻譯的漢語水平，恐怕是做不出的。而且元明兩代都沒有提及這首詩，突然在清代人編的《御選四朝詩》裡冒了出來，因此大為可疑。愛猷識理達臘新月詩沒有這樣的問題，因此應當是可信的。
此新月詩首見於明初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上：”皇太子作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真儲君之詩也。” 較為麻煩的是，後來很多明代文獻都把這首詩安在朱元璋之子、朱允炆之父懿文太子朱標身上，所以需要辨析。
朱標作新月詩事，最早應當見於黃瑜《雙槐歲鈔》所載的建文父子作詩故事，《雙槐歲鈔》的寫作時間始於景泰訖於弘治，該故事雲：朱允炆小時候長得“頂顱頗偏“，朱元璋摸著他的頭說“半邊月兒”，認為他的皇位不能坐長。有一次，朱元璋讓朱標、朱允炆各作一首詠新月的詩，朱標吟道：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朱允炆吟道：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未敢吞。”朱元璋從詩中認為朱標活不長久，朱允炆雖然做不長皇帝但能夠逃脫，於是為他準備度牒等逃生用品。這段故事後來還見於小說《續英烈傳》，各種筆記文集如《堯山堂外紀》、《堅瓠集》、《夜航船》，雖然細節微有不同，但傳播非常廣泛。那麼。這首詩究竟是誰抄襲誰的呢？ 《草木子》寫就於洪武年間，由後人在正德年間刊行，在時間上早於《雙槐歲鈔》；其次，《草木子》以元末人記元末事，所記元代史事多能得到印證，所載愛猷識理達臘作新月詩應當可靠，也與其他史料所見的愛猷識理達臘的漢文水平相符合。此外，許多元代君臣史事在明初和明中期都被改頭換面成了明代君臣的故事，如劉秉忠建北京城演變為劉伯溫建北京城的傳說。《雙槐歲抄》所記故事把建文父子新月詩的寫作背景記述得有板有眼，並不能抹殺掉它的元代原型。明王世貞《史乘考誤》和近代陳衍《元詩記事》都信任《草木子》的可靠性，認為此詩作者是愛猷識理達臘，而非朱標。
不過，關於新月詩故事還有兩個疑點，一是《草木子》雖然寫於洪武年間，但是到正德年間才刊行流傳於世，因此《雙槐歲鈔》不可能直接抄自《草木子》。如果《草木子》的文字沒有問題的話，《雙槐歲鈔》可能是承襲自其他民間傳說（畢竟，愛猷識理達臘的這首詩在元末明初可能並不僅被《草木子》所記錄），而不是改竄這首詩背景的始作俑者。第二是朱允炆所作的“誰將玉指甲“”詩並不見於前人的著述，如果朱標新月詩是明人把愛猷識理達臘詩安到他頭上的話，那麼這首詩是否的確為朱允炆所作的呢？在成書於正德的《革除遺事》裡也記有這首詩，同時卻沒有朱標作“昨夜嚴陵失吊鉤”詩的事蹟，如果《革除遺事》更接近真相的話，或許本來建文帝作詩故事是真實存在的，只不過後來好事者把元太子的詩也拿來組成了一個建文父子作詩故事。只是可惜《革除遺事》成書反而晚於《雙槐歲鈔》，因此建文帝新月詩故事的傳播和演變過程還不能得到完全的復原。
關於元代蒙古帝王、貴族漢文詩作的可信性，可以依據以下三個標準判斷：一是其人的漢文水平是否可能？二是詩作的傳播儲存是否有清晰的脈絡？三是詩作的背景內容是否與其他史事相矛盾？如所謂忽必烈所作的《陟玩春山紀興》，以忽必烈“朕不識字粗人”的自稱和相當程度上依賴翻譯的漢語水平，恐怕是做不出的。而且元明兩代都沒有提及這首詩，突然在清代人編的《御選四朝詩》裡冒了出來，因此大為可疑。愛猷識理達臘新月詩沒有這樣的問題，因此應當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