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點：偏執一端

不同點：善導向利/益；惡導向害/損

人性之初是自然，無善無惡

正如王陽明言：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性善論”和“性惡論”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對“性”的定義及道德修養的方法兩個方面。

首先，孟子認為不是人生來具有的所有本能都是性，如口、目、耳、鼻和四肢的感官功能是人的天性，“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只有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植根於人心的“四端”才成為性，即人的道德屬性才可稱為性。荀子則把人性理解為生而固有的、原始質樸的自然屬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惡》）在荀子思維中，生理需求就是人的本性，人性生來好利多欲，道德善性是後天培養的。這與孟子的認識截然相反。

其次，在道德修養方法方面，由於孟子和荀子對於性的不同定義，直接導致了道德修養方法的不同。孟子認為人性本善，惡的產生是由於被利慾矇蔽了本心。因而，人生首要的任務是涵養道德、修身養性，以“求其放心”。孟子以“擴充”的路徑訴諸於“良心”、“內省”，把自身固有的“善端”找回來，也就是“養氣”的過程。而在荀子思想中，“性”生來就惡，若順其發展氾濫，就會產生爭奪、殘賊、淫亂、暴虐等，而辭讓、忠信、禮義等道德行為和倫理尺度都是後天人為的，因而，只能通過後天的教化使人性向善。於是，他提出“化性起偽”的主張，也就是用禮義法度去改造人的本性，使人性向善。

二者都認為通過後天的教育可以完善人性。雖然荀子與孟子所走的道路不通，但二者最終目的卻是一致的，可謂殊途同歸。

性善論和性惡論

相同點：對人性的研究。

不同點：性惡論以人性有惡，強調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養的自覺性

性善論

由孟子提出。很多人誤解性善論事指人的本性為善，其實孟子提出的性善論，說的是人性向善，而不是本性為善。雖然性善論並不是單單指本性為善，但孟子在論證過程中，也強調了人的本性為善。

孟子對於性善論的最用力的論證，是透過人的心理活動來證明的。孟子認為，性善可以透過每一個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動加以驗證。既然這種心理活動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據的，是出於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稱之為“良知”、“良能”性惡論

由荀子提出，荀子認為人的本性有惡的道德價值，性惡論以人性有惡，強調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性善論和性惡論，它們的相同之處都是在詮釋人性中認知度，善良和醜陋的一面。

不同之處：性善論，主要表達了人性是正面善良完美的一面。

性惡論，主要表達人性邪惡扭曲的一面。

“性善論”與“性惡論”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性善論者，對於當時社會人性本惡的現實視而不見，認為人犯了錯誤是由於客觀原因造成的，主觀受到客觀的因素導致犯罪的結果，完全忽視主觀的因素造成犯罪原因。

性惡論認為人性之所以本惡，是因為人有七情六慾，“喜怒憂思悲恐驚”“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貪婪、嗔恨、欲痴，人心無足蛇吞象，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想當國王。三妻六妾仍不足，仍然搜挪天下美女，納入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仍然不能滿足，心發狂去民間尋花問柳。這就是人的天性中的本性難改。人性一旦得不到制約，必然要導致亡國滅種之患。

性善論者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有等級之分，有善有惡，君權神授，要求統治者施行仁政，善待小民百姓，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貴君輕，與民同樂等攏絡人心的口號，由於在人性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導致人們對統治者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失去了質疑的精神。

儒家思想代表人物荀子有了“性惡論”的理論基礎作為指導思想的教育方略，以不言之教，身教重於言教，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嚴以律己 ，寬以待人。導之以禮，約之以法。王子犯法 ，庶民同罪。由於荀子的性惡論的主張，不受統治者的歡迎和排斥，而被徹底的邊緣化了。

由此可見“性善論”為中國開啟數千年的封建專制獨裁統治的建立，興亡更替，輪轉往復迴圈上演悲劇，功不可沒。

“性善論”與“性惡論”分別是由儒家大師孟子和荀子提出來的，各有側重，但其最終目的都是一樣的。

不同點

1、論證出發點不同。孟子認為道德是人本身固有的，是天生的，所以教育的目的是激發他的本性，引導他順本性做事，就能夠成為有道德的人。而荀子認為人性本惡，所以需要限制他的本性，規範他的言行，引導他向善。

2、影響不同。孟子的性善論成為儒家的主流思想，沿著孟子――朱熹――王陽明這一脈傳承，荀子則不被當時的主流儒家所承認，他的徒弟李斯和韓非最終都成為了法家代表。而且儒法一直都有比較高的契合度，這也有荀子的關係。

3、實施方法不同。這個我沒有多瞭解，沒法評述孰優孰劣，暫且擱置。諸君也可以自己評判。

相同點

最大的相同點就是最終目的相同，都是要使人民向善，這和孔子的理念是相同的，構建和諧的社會，使社會恢復秩序和禮儀。

性善論和性惡論會影響人的思維方式，最簡單的道理就是，不管別人是善還是惡，你都需要與別人打交道時，你才會關心別人是善還是惡這個問題，性善論和性惡論也因此而產生，如果認為別人是善的，是不會作惡的，與別人打交道時，就不用考慮別人作惡的問題，當然，只要別人作惡了，也只有認了。性惡論的出發點是，不管別人是善還是惡，都把別人當成惡人，由於要與惡人打交道，就必須防止惡人作惡，由於有了防備，就不會吃虧，影響人的思維方式主要就是這方面的影響。真實的人都是有善惡兩面的，一個人是善還是惡，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受環境影響的，對人來說，善惡沒有絕對，對別人善，是希望得到別人善意的回報，得到善意的回報多了，人也會變善的，被別人惡意回報多了，再善的人都會變惡的，這些不會受性善論和性惡論改變的，要說性善論與性惡論的共同點，兩論都是因為必須要與別人打交道才提出來的。

所謂“性善論”、“性惡論”，是後人對儒法兩家對人性分析判斷的一種不太準確的歸納。實際上，儒家的“性善論”，不是認定“人性都是善的”，而是發現了人性中“善”的元素，主張透過肯定、褒揚、獎賞，引導人們走向社會管理者的目標一一“秩序”（如，孟子發現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就是一種“善”的元素一一“仁之端也”。由此主張透過上述手段發展這種“善端”，實現“仁”的個人修養乃至全社會的“仁政”。）。法家的“性惡論”呢，也不是認定“人性都是惡的”，而是發現了人性中“惡”的元素，主張透過否定、批判、懲罰，驅趕人們走向社會管理者的目標一一“秩序”。這麼看來，兩者不同的是觀察問題的側重點和行為路徑，相同的是目標一一秩序。而往往在具體的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的論述中，儒法之學、性善性惡之論，也會交錯甚而交融。我們看看漢代晁錯的《貴粟論》：“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不能禁也”（憑記憶，恐有誤漏）。我們能簡單說它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是儒家之言還是法家之言？（晁錯本身，後人定他為法家，而他何嘗不是儒家？）淺陋己見，但求引玉云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