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抓住了資本全球轉移、經濟發展的契機，一個是這些國家充其量是小規模經濟體。

日本在戰後，一度成為一片廢墟。1945年之後的5、6年來裡，東京的街頭依然可以隨處可見殘垣斷壁，以及因為侵略戰爭而缺胳膊少腿的失業軍人。飢餓、貧困、人民營養不良，這就是當時日本的寫照。

然而，北韓戰爭爆發後，日本迅速成為反抗東方的前沿陣地，來自美國的戰爭特需，一下子讓日本既有的重工業基礎緊急開動。要知道經濟成長，一是要投資，二是要消費，才能產生正向迴圈。然而，當時窮苦的日本國內，哪能有什麼消費，全得靠美國。

有一組研究資料表明，日本的戰爭特需，1955年之前將近有23.8億美元，1955年增長到了35.3億美元。日本外匯儲備餘額從1950年底的2.86億美元，增長到了1952年底的11.8億美元，增長了4倍。

1950年日本只有18.2%的出口面向北韓戰爭市場，而到了1953年則上升至了63.5%。

可見，北韓戰爭對日本的拉動有多大。這之後，積累了本錢的日本，開始發展重工業，研發技術（一開始是模仿抄襲美國），後來發展出鋼鐵、汽車、家用電器等支柱行業，教育、社會、人文飛速發展，成就了今天的日本。

南韓也是，財閥經濟是南韓的政經特色。國家用一部分資源養育壯大了部分財閥，用他們為南韓產品創造出口外匯，拉動國家經濟升級，但留下了諸多後遺症。新加坡就更不用說了，傳統上就是一個貿易轉港出口基地，現在則轉變為一個靠知識、金融、旅遊生存的國家。

這些國家為什麼能短短就發達呢，這是因為他們都是人口小國。日本1.2億，南韓5000萬，新加坡就更不用講了，幾百萬。

小型經濟體的發達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我們中國就不同了。我們要做的是13億人口的復興，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之事。13億人口的復興，當然要實現13億倍的努力。我們應該對自己抱持希望。

還是要說，這和二戰以後的“站隊”有關係，在冷戰開始前後，當時的世界大體上分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兩大陣營。如果說一句事後諸葛亮的話，相對而言，資本主義陣營擁有的市場資源要比社會主義陣營多得多，比如組成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都是西方國家制定的，在制度上佔得了先機。

同時，在冷戰中，美國基本上可以確保在世界關鍵地區的優勢地位，並且可以為自己的盟國提供安全。而世界越是穩定，基本上市場和貿易就越有可能發展，換而言之，財富就會越有可能流向西方。事實也可以看出，美國“培養”出的市場最後為西方陣營的整體繁榮提供了保證。所以，這三個國家多少都沾了這方面的光。其次，還是這三個國家自己努力的結果。這三個國家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充分了自由貿易制度，努力開拓海外市場。日本是先驅，先後打開了美國市場和東南亞市場，同時，透過戰爭賠償和對外經濟援助等方式“扶植了”東亞、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其中南韓和新加坡受益最多。南韓主要產業的運作方式、經營文化和產業發展的方向、政府參與等模式都和日本極為相像。

而新加坡則充分利用了港口城市的優勢，在轉口貿易等方面成績斐然。如果還要說的話，三個國家都多多少少實行了威權主義，國內政治中權威明顯（相對而言，日本的民主制度是最接近於西方陣營的，卻也有很大的不同），卻少有急劇動盪和人為的折騰，國內政治相對穩定。至少在某個階段內，這也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