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邀請，很榮幸。法國大革命爆發前，自然權利和人之理性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加之當時的法國面臨嚴重的經濟危 機 與社會 危機，革 命 一 觸 即 發。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６日，國民議會頒佈了著名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簡稱《人權宣言》）。《人權宣言》實際上是國民議會各派互相妥協的產物，全文共十七條，文字大部分譯自美國１７７６年的《獨立宣言》，混合了洛克的自然權利思想（第二條）、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第十六條）以及盧梭的人民主權原則（第三條）等。《人權宣言》的頒佈標誌著法國與幾個世紀的歷史決裂，準備迎接一個全新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秩序。１７８９年《人權宣言》融合了自然權利理論，鼓舞了人們對自由平等的追求，對當時的歐洲具有積極的意義。《人權宣言》假定法律永遠是公正的，因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體現，而人民永遠不會侵害自己的利益，那麼，法律也必然會保障人的自然權利。但是，起草者們沒有意識到任何不受限制的權力都會如洪水猛獸般瘋狂，即便權力由人民自己掌控也會導致“多數人暴政”的惡果。人權與民主是法國大革命留給人類的寶貴遺產，《人權宣言》使自然權利之花開遍了歐洲大陸，而人民主權則使國家權力從君主手中轉移到了人民手中，這兩種價值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世界上很少有重大事件能像1789年法國大革命一樣，對人類的文化意識和政治意識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對那些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們來說，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外，這場革命都定義著那個時代的希望和恐怖。在一些人看來，法國大革命如同燈塔的光芒，給在貴族特權和專制王權沉重壓迫下的世界帶來了自由的希望；然而在另一些人看來，那是極端恐怖的故事，是在暴民們的異想天開之下，拋棄了已有的社會秩序，從而釀成的殘酷大屠殺。

描繪攻佔巴士底獄的畫作

於是，一方面是像威廉·華茲華斯這樣的詩人激情四溢地謳歌著“幸福啊，活在那個黎明之中，年輕人更是如進天堂！”，另一方面像英國政治家埃德蒙·柏克這樣的人，卻審視著海峽對岸的事件更黑暗的一面。柏克的專著《法國革命感言錄》（1790年出版）至今仍是持“保守”立場的人最具說服力的論述之一。他們認為社會的有機變化的漸進過程，比革命的暴力劇變更為可取。柏克的觀點當時很快遭到了托馬斯·潘恩的《人的權利》（1791年出版）的反擊。該書同樣是對一種基於理性，保障人的自然權利的制度的強勁有力的闡述。

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年4月7日—1850年4月23日）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30年1月12日—1797年7月9日）

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6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出生於英國的美國政治活動家

同時期的英國主流觀點卻是，相比於法國正在流行的恐怖，英國簡直是個安全而繁榮的天堂。狄更斯在其著名歷史小說《雙城記》中將法國大革命的場面刻畫得栩栩如生，再加上諸如1935年由傑克·康韋改編的同名好萊塢電影使之大眾化，可想而知那些恐怖的畫面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留存在世界人民的群體印象中。用享譽國際且備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師埃裡克·霍布斯鮑姆的話來說：

“在英國，由於卡萊爾和狄更斯（他創作這本書的靈感來源於卡萊爾）的《雙城記》，以及隨後跟風炒作的通俗文學作品，諸如奧奇男爵夫人的《紅花俠》等，便形成了這樣的最貼近公眾意識的法國大革命印象：斷頭臺的刀刃咔嚓作響，下層社會的婦女一邊無動於衷地織著毛線，一邊看著反革命分子的人頭落地。”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年6月9日—2012年10月1日)

說法華人的血管裡流淌著反抗權力的熱血，這無疑是正確的，而且必須被視為該國民族DNA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時至今日，儘管巴士底獄的風暴已經過去兩百多年了，但是法國公民仍然可能一看到貝雷帽就想到拿起武器去反抗任何形式的壓迫。事實上，法華人一遇到他們不能同意的事情，其自然的本能就是上街去。難怪法華人動不動就罷工遊行，這是有遺傳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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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提起法國大革命，就只想到斷頭臺和路易十六。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回頭看那個時代，你才會知道法國大革命有多麼不容易。

表面上看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他叫法國大革命而不是法國革命，足以見得這場革命的重要性。史學家稱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看似只是發生在法國，實際上席捲了整個世界。你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我們今天知道自由平等博愛，巴黎人民早在100多年前就覺醒了，這在那個封建時代是很難想象的。這也是之後任何一場革命所無法達到的。

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最徹底的革命，開創性的傳播了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

自由引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