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變化的，如果儒家思想一成不變也會不適應現代社會，孔子兩千年看到的社會沒有科技生產力落後，可是在當時看來不是阻礙社會進步的重點，其實如果物質豐富社會也會穩定少些戰亂。文明即需要人文禮教也需要物質生活和精神信仰的共同推動。

那些說什麼“儒家思辯化”的人，無非就是“受了一些西方人的影響”，而“鸚鵡學舌”出來的話。

在西方人看來，“沒有思辮”，似乎也就沒了“哲學”。也就是說，在西方人世界觀中，“哲學”就是“思辯”的產物。

而我們的很多很多的、也從來沒有真正弄懂“東方儒家無為而哲學思想”的人，也就只能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後邊，用西方人的“哲學標準”，來硬套中華民族的思想。

這也就是他們提出“儒學思辯概念”的原由。

“思辯”，是個什麼東西呢？

他們能從象形字的“思”字，及“辯”字，來解釋一下嗎？

所謂“思辨化”所謂思辨化，是指透過理性思考，運用邏輯、推理、論證等方法構成一個理論化、系統化的思想體系。說白了，思辨化就是將某個詞彙定義，形成準確的固定的認識。

西方哲學在早期通常運用二分法和三段論來完成思辨化，比如《柏拉圖文集》中記載的蘇格拉底和各流派進行辯論的過程，將自由定義為知識，這算是完成了對自由的思辨化。

在中國哲學當中，也一直存在著思辨化過程。比如在百家爭鳴中儒墨論戰，使得儒墨兩家各自對自己的很多理論進行了精準的定義，比如仁政、兼愛等等。

但儒學涉及領域很多，很多理論並沒有精準的定義。比如“仁”的概念，孔子一直沒有給“仁”下一定精準的定義。同樣，老子也沒有對“道”下一個精準的定義。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哲學首先是對自然的整體概括，中國哲學首先是基於經驗的、自然的整體觀，然後才闡發出其他的概念。那麼既然是一個整體，在人類認知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對其做一個精準的定義。

其次，儒學是基於人的哲學。人性是複雜的、多變的，這也導致了孔子對於“仁”的定義一直是因時而變的。

但是哲學之所以成為哲學，就在於其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孔子對儒學的理論工作做的不夠徹底，因而導致了儒家內部一直處於矛盾的狀態，春秋戰國的儒學八脈、西漢的今古文之辯，都是思辨化不足的表現。

而在唐宋時期，道學、佛學很興盛，尤其是佛學，佛學有著嚴密的論證過程，具有高度思辨化的特徵，因而更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所接受。面對這種情況，儒家內部也開始了自己的思辨化過程。

從北宋五子，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開始，儒家試圖在各方面完成思辨化的過程。

首先是世界觀，世界觀一般分兩種，唯物和唯心。宋之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比較流行，大家都相信頭上有神仙，但神仙解決不了哲學家對世界的思考。因而周敦頤吸取道家“太極”思想，作《太極圖說》，認為世界由陰陽二氣組成；邵雍則以《易》為基礎，認為世界本原是“道”，“道”用易數來解；二程則提出“理”和“氣”，但解釋不足；張載則認為“氣”是世界本原。

這五人有唯物，有唯心，都在自己的領域嘗試定義世界，但是實力都不夠，因而這個任務落到了朱熹的頭上。

朱熹賦閒在家時，通讀了各種典籍並作注，經十年才將“理學”推向大成。在著作裡，他把世界本原定為“理”，即客觀唯心主義，並以“理”闡發對儒家經典和前人著作的解釋，完成了儒學的思辨化。也正因此，儒學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哲學體系，明清才會把理學捧到那麼高的位置。

朱熹認為世界都是從“理”上來的，但王陽明並不認同，他認為一切都是從“心”上來的，把“致良知”作為思辨的過程和追求。

而李贄更進一步，站在儒家的對立面，反對理學中提倡的各種規範和朱熹對“理”做的論證，跳出了思辨化的圈子。

思辨化，歸根到底是思維的過程，它的作用在於認識世界，但認識對不對，那沒準。但是它在認識的過程中作用邏輯、推理、論證的方法對於思維的轉變很有幫助，在這裡，過程往往比結果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