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徐世昌是清末、民初兩個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他們青年結義,入仕後相互提攜,清末都官至總督、尚書、軍機大臣,成為清朝的重臣。進入民國後,又先後出任大總統,這在政治生活中是不多見的。

他們主要活動在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動盪最激烈的 期,在許多重大事件上都留下了痕跡。他們的友誼和交往,既有傳統道德的積澱,又顯示了那個時代的特色。

徐世昌早年接受袁的資助,躋身科舉上層,並與世凱共同參與了戊戌維新活動。後仕途蹉跎以翰林身份襄助袁世凱小站練兵,並幫助袁氏創立北洋軍閥並將其壯大。袁、徐二人均借北洋勢力躋身權力中樞。清末時,二人身居高位,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軍事、警察制度近代化,並且在清末憲政改革等方面都做過很大的努力。

（徐世昌）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像袁、徐這樣在當時可以算作"改良派"人物也有其歷史侷限性。他們積極推行"新政",其真實目的是想透過改良來維持局勢的暫安,以抵制革命派的影響,以"修補"蟲蝕鼠咬、風雨飄搖的清廷"老屋"。

武昌首義後,徐世昌看準時機,適時在中樞為袁的東山再起做了鋪墊。後袁、徐順應歷史潮流,積極推動南北和談,促使清帝退位,客觀上對中華民國的創立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他們對於革命潮流的順應主要是由於革命派對於袁氏出任民國總統的保證,以推翻清王朝來達到自己成為中國最高統治階層的目的。

但後來徐世昌面對袁世凱帝制自為,他的處事圓滑的性格使其並沒有對老友表示強烈的反對。但這並不表示他支援,期間他對老友的勸告亦起到了一些作用。

袁世凱曾說過:"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個半人,張幼樵(張佩綸)、徐菊人(徐世昌)、楊蓮府(楊士驤)算三個全人,張季直(張謇)只能算是半個而已。"可見袁世凱對徐世昌的看重。

袁世凱與徐世昌自1879年相交至1916年袁世凱去世,歷經了 37年的時間。這段時間,正是中國社會歷經清末民初社會急劇變化的三十多年。他們之間的交往表明,他們稱得上是真情實意的朋友。

他們各具特點,優勢互補。袁堪稱一代梟雄,有膽有識,辦事果斷;徐則鑄就了一副幕客氣派,足智多謀,通權達變,在許多緊要關頭,為袁出謀劃策,為袁氏功業立下汗馬功勞。

他們的合作,曾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過推動作用,也曾對中國歷史前進有過重大阻礙,他們半生的交往,帶有那個時代深深的烙印。袁世凱與徐世昌的相識是歷史的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他們的活動卻對近代中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既是朋友，又是合作伙伴，但後來因為政治理想分道揚鑣。

徐世昌家貧，袁世凱資助他科舉順利考中。袁世凱小站練兵，徐世昌放棄京官身份，毅然奔赴小站幫助搭建班子，成為袁世凱幕僚。後來袁世凱稱帝，徐世昌與其劃清界限，不斷疏遠。袁世凱死後，徐世昌成為臨時大總統。

徐世昌患難的時候，袁世凱伸出了援手；袁世凱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徐世昌也當仁不讓地站出來，二人患難見真情，但袁世凱稱帝這事犯了大忌諱，二人不得不恩斷義絕，令人唏噓。

當然算啊，徐世昌和袁世凱兩人的關係不是相互從屬關係，兩個相當平等獨立的人。兩人一直相互幫持，真可算是一對有苦同當有福同享的好兄弟。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本皮卡丘覺得果斷不是。頂多算是道同的時候互利互惠，道不同的時候，一拍兩散，各不相干。兩個人都不是什麼性情中人，恰恰相反，都格外理性，各有原則。

袁世凱和徐世昌結交是因為袁世凱早年貪汙軍餉，誅殺無辜被告發，而徐世昌向查辦此事的人說情，袁世凱才躲過一劫，自此袁世凱對徐世昌感激不盡。徐世昌在小站練兵工作期間，受到袁世凱的高度信任與尊重。毋庸置疑，袁世凱知道徐世昌之才幹，所以常常對其言聽計從，而徐世昌也盡職盡責的為袁世凱出力，出謀劃策，追隨其後，直到陪著他坐上民國總統的位置。

二人決裂的主要原因是袁世凱蓄謀恢復帝制，徐世昌反對無果。此時二人已經是兩條路上的人了，道不同不相為謀，徐世昌果斷辭職退居山水之間，袁世凱稱帝后，封了所謂的“嵩山四友”，而這個雅緻的封號背後，是永不敘用的意思。

道同，你喝西北風我也跟你走，道不同，你吃滿漢全席我也不稀罕。這不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而是萍水相逢，同道中人便結個伴走，力圖雙贏，道不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愛咋咋滴。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