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朝，對於其文官的選拔使用，是有著嚴格的銓選制度規範的。特別是到了明朝的中後期，朝廷上下大小官吏達到了2萬餘人，這樣一來，對於這些人的選任與管理，就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

首先，管理這些人的直接衙門就是吏部，而具體行使權力的程式中，權力也規定的極其分明，程式則更加縝密。

在明朝，一般的讀書人鄉試得中即取得了舉人的資格和功名，繼續往前進取，如果參加會試並能夠進入三甲，就有了進士的資格與功名，這些學歷可以終生擁有，以此享受任官資格和待遇。

在明朝初年，選拔官員上基本能夠實事求是，不論出身，舉人資格的官員也照樣在政界乾的風生水起，升入六部之內，甚至有以舉人出身，入閣重用之官。

而到了嘉靖一朝開始，銓選官吏的風氣就已經大變，基本形成了“獨重進士”的局面。此時的官場之上，進士出身的官員備受重視，《明世宗實錄》所載；進士出身的人“有銓郎、科、道之選，有部、院長貳之望；舉人則入臺署者百之一，以方面為極”。

以至於在永樂、嘉靖兩朝當中，想晉身於朝堂之上，沒有進士的招牌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事。這種過度的講求學歷成為明朝中後期吏治當中的頑症。

可是，這無形當中就對規模龐大的舉人群體造成了障礙，據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郭培貴統計；明代的舉人總數有103000餘人之多，僅宣德年間之後的舉人也有13000人左右。

這樣巨量的舉人群體，他們參加會試，能夠躍上龍門，考中進士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如此下來，這種官員銓選制度中重進士，輕舉人的風氣，嚴重損害了這些人的利益，也對明朝的官吏銓選制度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有明一朝，不，凡是科舉存在，進士就都比舉人更受待見。

因為高中進士之後，庶吉士啊翰林院編修啊什麼的都能輕鬆搞定，最次也是七品縣令，而且是遇缺即補不用侯任的老虎班。

至於舉人嗎，也是可以做官的，只不過起點就低了很多，如果家裡沒有個把鐵帽子王壓陣，仕途多半得從縣級的三四、或者五六把手幹起。至於能幹到什麼程度，那就完全看造化了。

也有舉人出身最後封侯拜相的。最近的一人，應該就是左季高左文襄了。

明初由於剛剛開國，人才不夠，官員大量從國子生國選用。如《明史·選舉志》中記載，洪武二年，把擇國子生試用，即擢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僉事及知府等官。而國子生中有不少是舉人出身的，他們可為府州的正官。

明初時，沿襲元代的制度，吏員入仕的品秩較高。凡舉人出身的吏員，考滿後，第一名以從六品用，第二、三名以正七品用，二、三等分別以從七品、正八品用，與進士相差無幾。

可見，明初，舉人任官品秩極高，而且屬於正途。地位是較高的，是受重視的。後來隨著科舉地位的日益重要和提高，舉人作官的出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明代舉人出身，仕途最好的要算海瑞了。他從學校的教諭幹起，最終官至南京右僉都御史，死後贈太子太保。

總體趨勢來看，明代官員選拔越來越重視進士，呈現出重進士，輕舉人的變化。

從國家層面看，中期以來，國家走入正軌，經濟、文化逐漸發展，優秀人才日益增多，國家的選擇餘地大大增加，同時國家的官職數量有限，科舉考試中進士日益受重視，重要官職主要從進士中銓選，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選官之制，而舉人做官相對少了，出路大大降低。

從考試自身考量來看，考中舉人只是具備了做官的資格，能否順利實現要看有沒有空缺，如果沒有，則需等待，有人等了一輩子仍然沒有機會做官，只好自謀出路，被迫做地方大員的私人幕僚。而且，即使最後等到了，授予的也是地方的副官，像主簿、縣丞等，當不了一把手。

而考中進士，仕途則是前途光明，三年觀政後，就被分配到中央各部門任職，有的則到地方擔任一把手，升遷之路很快。最終將是中央部門主管、地方大員或進入內閣參與國家核心事物。

所以，進士與舉人，可以說是雲泥之別。對於很多舉人而言，如果就此結束科考之路，會心有不甘，他們的理想是考中進士，他們會繼續參加科舉考試，在功名的道路上跋涉。只是，這條路十分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