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清朝的統治民族——滿洲是發跡於東北的以漁獵為生存手段的少數民族，唐朝時期名為靺鞨，在東北建立盛極一時的“海東盛國”——渤海國。

公元世紀，靺鞨的後裔女真族在其首領完顏阿骨打的帶領下建立了雄霸中國北部的金朝。女真勇士的威名早在世紀就已經聲震塞外，當時遼國流傳過這樣的話“女真兵不能滿萬，滿萬則天下無敵”。

當努爾哈赤率領女真鐵騎掃蕩東北時，八旗子弟，特別是居於首腦地位的滿洲八旗子弟，自幼苦練騎射，驍勇善戰，在統一女真各部族以及迫使蒙古臣服的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可以說後金政權的建立是女真貴族集團軍事勝利的直接產物和必然結果。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以勇武著稱的遊牧民族，問鼎中原後，尤其是隨著清中期太平盛世的到來，他們逐漸退化成寄生享樂階層，他們驕逸自安，耽於遊樂，怠於騎射。在刀箭叢中威風凜凜的八旗健兒，日漸萎靡，戰鬥力迅速衰退，臨陣退避、貽誤戰機、行軍失律之事時有發生。在清入關前“馬上奪天下”的階段，宗室貴族集團不僅是以血緣關係維繫的宗親家族和純粹的享樂階層，更主要的還是一個透過軍事勝利保證後金政權穩定發展的政治核心集團，所以統治者面對軍事犯罪時往往是不能寬有的。

努爾哈赤時代，凡遇宗室貴族違反軍法，即以軍法論處。臨陣敗逃者之罪素來為法所禁，無故逃走使華人驚亂，故斬之。而天聰四年年二貝勒阿敏棄永平四城逃遁案是最為典型的。對於此案的處理不僅涉及阿敏一人，與此案有牽連的宗室貴族及下屬八旗官員也遭到革爵、革職、籍沒家產等處分。由此可見，皇太極對此案的重視程度。

崇德四年年又諭“若違命叛逃、臨陣退縮……按法奪其人丁，量罪示罰，其餘過犯，俱從寬免。”從中可以看出，早在皇太極統治時期就將“臨陣退避”與叛逃等“十惡”大罪相等同。入關後隨著滿洲政權的日益穩固，長期無戰可徵的宗室貴族再次面對戰爭的現實，貪生怕死之風日漸滋長。

乾隆二十一年年，德州城守尉宗室格圖肯領兵二百五十餘名前往討賊，打至戌時，有八十餘名滿兵，七八名綠營兵跑回，繼而“自應勇往殺賊”的格圖肯也“退往東昌”，乾隆帝得知後憤怒至極，遂將格圖肯以“臨陣退避”罪處斬。爾後在道光二十年年，亦有宗室奕山、奕經二人“先後棄師”而論罪。

康熙年間，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多羅貝勒察尼出師湖廣期間，“斂取督撫司道等官財物、希圖肥家、貽誤國事、疲敝兵馬、困苦民生”，其中以貽誤戰機罪最為重大。康熙帝斥責其“一切罪犯孰有重於此者乎”。

乾隆二十三年年大小和卓叛亂事發，雅爾哈善臨危授為靖逆將軍，率師前往天山以南平叛，於庫車城一役大敗小和卓霍集佔，霍集佔負傷逃入庫車城固守。此時有人進言雅爾哈善，建議分兵屯駐城西的鄂根河和北山戈壁，以防霍集佔逃遁，剛愎自用的雅爾哈善並未採用。僅八天後，霍集佔遂率四百騎兵夜啟西門，涉河逃走。

乾隆帝聽聞雅爾哈善把逆賊放跑了，盛怒之下以貽誤戰機罪將其拿京治罪，伊子俱著發黑龍江效力。由此可見，統治者對此種罪行的痛恨及懲處力度。

1644年清廷入關繼而定鼎中原之後，旗人戰鬥力的不斷蛻化是一個必然趨勢，難以逆轉。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從順治開始到康熙中期，朝廷的戰事還比較多，八旗尚能維持住銳氣與戰鬥力。到了雍正年間，所謂的國語騎射基本就成為一個形式。八旗子弟由於待遇優厚，不從事勞動就能每年拿到錢糧，還可以圈地賺錢，試問誰還願意賣命打仗？第二，所謂的逃兵問題，對滿人來說是一個人口問題。八旗畢竟人數少，因此需要不斷擴充。任何戰爭中都會有逃兵，從清代初期到乾隆年間，逃旗就是一個普遍現象，因為除了滿族老爺和中上層旗人待遇優厚，底層入旗的蒙漢士兵，就是奴才部從，談不上有什麼高的地位，因此逃跑現象非常普遍，清廷曾經制定嚴酷的政策，如果抓住逃跑的，不是被流放為奴隸，就是殺死以儆效尤。第三，清代中期之後，社會承平，戰事較少，旗人最終由勁旅演變為無所事事的老爺太太，提籠架鳥，遊蕩街市，抽菸喝酒鬥蟋蟀，吃皇糧不勞動，成為一個朝廷財政的負擔。隨著旗人家眷後代不斷繁衍，滿漢通婚，八旗作為軍事化組織的功能也退化了，旗人不訓練，動員力差，自然就失去了戰鬥力，也側面導致朝廷軍事力量轉移到地方漢族士大夫手裡，形成了軍事地方化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