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是一個很平常的一年，卻是近代中日關係變化很重要的一年。

在這一年，日本派兵悍然發動對臺灣的侵略，雖然沒有得逞，但是對清廷的震撼還是挺大的。

之所以發生這件事情，也跟當時清政府一再對外忍讓的外交政策有關，當時在琉球王國是中國的藩屬國，後來日本薩摩藩也派兵攻入琉球王國，致使琉球處於“中日兩屬”的狀態。

日本明治維新後，除了在工業上的近代化，在軍事上也掀起了一股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浪潮。

當時很多日本激進人士提出“徵韓論”，希望對海外擴張來取得原始積累，但是當時的日本想要侵略北韓有很大的困難，日本政府為了轉移國內的矛盾，決定進行南下擴張。

1871年，一艘琉球進貢船因遭遇颱風，漂流到臺灣南部，由於闖入臺灣原住民住地，遭到臺灣原住民的殺害。

1873年日本派遣大臣到中國討要說法，日本大臣詢問清政府總理衙門，臺灣人殺害日本華人，這件事應該怎麼處理，當時清政府大臣表示，臺灣和琉球都是中國國土，用不著日本來過問。

但是日本人卻很墨跡，一直在那墨跡，並且一再強調琉球是日本國土，清政府的官員不願在這個問題上做過多的牽扯，於是就說，殺人的是臺灣原住民（生番），是屬於“化外”，清政府也管不了，本想把這件事推卸過去。

誰知道日本後來就揪著這句話不放，意思是說，既然化外之民不受清廷管束， “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我卻將問罪島人。”表示日本要前去進行報復。

在外交措辭這方面，日本一向都拿捏得死死的，這一點是沒有辦法的，即使是現在看日本電影，估計你也會佩服日本人的腦回路，他就在那裡想方設法的給你設圈套，讓你按照他的思路走，一旦你說錯了話，就開始反擊你，日本就是依據清朝大臣的這一句開始發動對臺灣的侵略戰爭。

1874年5月8日，日軍派兵登陸臺灣，由於清廷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並未對此事給予足夠的重視，日本對原住民進行了打擊，當時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身亡，其他原住民不得不投降。

此時，清廷才對此事予以重視，並且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到臺灣主持事物。李鴻章也調集淮軍主力部隊六千五百人趕赴臺灣。

當時太平天國運動結束沒多久，淮軍也都是打過硬仗的班底，並不害怕日本，加上當時日軍軍隊內爆發熱病，日本財政上難以為繼，因此與中國進行和談。

當時的李鴻章和沈葆楨都表示，此次戰役日本根本無法打下去，在談判的時候一分錢也不能給，然而清政府在談判桌上卻十分軟弱，最後竟然以其他形勢賠償五十萬，日軍從臺灣撤軍，清政府將該事件定性日軍出兵是“保民義舉”。

結果日本後來就根據這個詞，據此否定清政府對琉球的宗主國關係，此處再次表明日本在強詞奪理方面的功夫是如此了得。

在清政府的眼中，日本本來是個曼爾小國，從來沒有給予重視，但是經過牡丹社事件，尤其是日本在1874年侵略臺灣之舉，更是讓清政府內的很多人意識到，海防的重要性，李鴻章在和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時，李鴻章就斷言“倭國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

隨後李鴻章上奏《海防籌議折》，洋洋灑灑上萬字，全面論述中國建設近代海防的必要性，並且還給出了具體的建設方案。如果海防強大，那麼 “若先時備豫，倭兵亦不敢來，烏得謂防務可一日緩哉！”

可以說，牡丹社事件是甲午戰爭提前二十年的一次預演，如果清廷能夠給予足夠的重視，或許不會有甲午戰爭的慘敗。

儘管李鴻章上奏了洋洋灑灑上萬字的海防籌議，但是當時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派認為，塞防無論在何時都要優先於海防，當時清廷花費上億兩白銀進行西征，然而在海軍建設上的投資微乎其微。

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國力逐漸強盛，1874年日本實施了明治維新初期制訂了國策——大陸政策，以琉球人被臺灣土著人殺害為由出兵臺灣，日本憑藉強大的武力在臺灣登入，並建立了臺灣都督府，事後清政府提出嚴正抗議，並調兵遣將準備對盤踞在臺灣的日本軍隊進行驅逐，同時派遣李鴻章和日本談判，最後迫於清政府和列強的壓力，日本無奈選擇撤兵，日本留在臺灣的住房，鐵路，以及其他物資由清政府花費白銀40萬兩購買！此事之後日本深刻意識到自身實力的不足，遂在隨後的歲月中不斷擴充軍隊，特別是海軍，旨在未來和清朝的衝突中可以一舉擊潰清軍，改變東亞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