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1527-1602），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號卓吾，福建泉州人。其主要著作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初潭集》、《四書評》等。

李贄的異端思想，首先集中表現在他敢於打破千百年來對孔子的迷信，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大膽言論。他說：“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李贄《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李贄反對一切效仿孔子，乃是對封建社會傳統思想的大膽挑戰，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思想領域裡獨立意識覺醒的集中表現。

李贄反對宋、明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說教，認為追求物質利益是正當的，“理”與“欲”是不能分離的。他反對封建等級制度，主張人人平等。他說：“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李贄《李氏叢書•老子解》）對於男尊女卑的觀點，李贄也加以批判。大破程、朱理學家所宣揚的寡婦再嫁是“失節”的謬論。

由於李贄從各個角度對封建正統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當時被視為“異端之尤”，他自己也以異端自居。神宗萬曆三十年被嚴拿治罪，死於獄中。

總之，李贄是十六世紀中國反封建思想的先驅，他是一個有戰鬥性格，敢於公開反對封建傳統思想束縛，在當時和以後都有影響的思想家。

李贄，號卓吾，生於嘉靖六年（1527），卒於萬曆三十年（1602）。李贄出生的嘉靖年間，正是王陽明心學盛極一時的年代。儘管自明初以來，隨著統治秩序的建立和穩定，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也得到加強，社會生活被封閉在正統觀念和理學道德禮儀的規範之中，但心學在道學方面的革新，畢竟衝擊了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面。

李贄曾拜王艮的兒子王襞為師，從師承上說，他應算泰州學派的後傳，但他與王陽明心學並不止於這種直接的師承關係。事實上，他曾廣泛深入地接觸王陽明及其後學的思想。

李贄年甫四十，接觸到王陽明的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正是受陽明心學的影響，李贄成為—個從儒家營壘走出的具有突出叛逆性格的人，他的行為和思想都遠非名教所能羈絆。

李贄曾這樣自述：“餘自幼倔強難化，不信學，不通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

李贄是反傳統思想的旗幟，他的“不信學，不通道，不信仙、釋”的思想傾向代表了他那個時代衝破思想禁錮、追求思想解放的潮流。他的“天幸生我性”“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屬人管”的性格反映了他內心中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帶有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爭取個性解放的因素。而他因“平生不愛屬人管”的脾氣而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又是他的個性人格與傳統倫理道德必然衝突的結果。

李贄激烈地批判傳統道學對人性的壓抑，主張持簡易、任自然，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聖人在上，萬物得所”，人們“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的自由社會。

李贄激烈地批判了千百年來所沿襲下來的迷信權威、迷信古人的思想傳統，而張揚了自信、自重和不依傍他人的主體精神。他的反權威思想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孔子的態度上。

李贄經常諷刺孔子作為聖人的權威，但他所針對的並非孔子其人，而是迷信孔子的風氣 和以孔子為正脈真傳，以儒家為一家獨尊的正統思想。對於孔子，他認為“然則仲尼雖聖，效之則為顰，學之則為步”，他主張為人行事要有自己的見解主張，反對固守經典，依傍他人和借人自重。

李贄充分肯定儒家之外諸子百家對於成就事功的作用，他說：“既分為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主張在思想上的平等和多元化。

李贄的反傳統思想，其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置身於傳統之中，從自身的感受出發，有一種發自內心的真情，反映出急欲衝破傳統束縛、衝破思想牢籠的強烈願望。

李贄的反傳統思想戰鬥性很強，但是他沒有創造出一種新的思想體系去代替正統的教條，這是因為他所處的社會還不具備產生嶄新思想的條件。因此，他的反傳統思想是戰鬥性與破壞性並存的。

萬曆三十年，李贄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入罪，朝廷焚燬了他的著作。76歲的他，以落髮為藉口，用剃刀割破自己的喉嚨而死。

李贄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明朝末年的人多數不理解他，四百多年後的我們是否能給他公正的歷史評價呢？

一般來說，李贄被官方史書評價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但這是一種現代性的視角，從“革命/啟蒙”話語體系裡評價李贄，自然會將它視為反對皇權專制和順應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的代表人物。

但李贄本人不可能“先知先覺”，他只是發自本心的反抗那些他不理解、看不慣的東西。過去的讀書人不敢突破既有的觀念框框，而李贄更大膽，也更激進，以至於總有人認為他十分狂妄，以至於作出“贄非聖無法，敢為異論”之類的評價。

李贄最著名的思想之一就是“童心說”，或許可以迴應上述非議。因其觀念和行為都發自本心，而非外界權力規訓和倫理誘導所致。他曾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簡言之，就是赤子之心，是一個人的初心。

李贄也談到過失去童心的危害，這意味著失去了真心，而“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心、初心、真心和人的自由，這些概念被他納入一個敘述框架裡，可謂彼此相連，互為影響。只有在童心的基礎上，才能理解李贄一生的言行和追求。

叛逆性是李贄思想的根源，但不是結果。以他個人的力量，無法撼動知識界和官場的主流觀念。歷史學家從故紙堆裡把他的思想扒出來，才讓這位“啟蒙思想先驅”的言論得以彰顯。

但李贄一生都算得上鬱郁不得志，他曾評價自己的個性“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這般性格自然無法混跡於官場。

不過，這種性格反而在激流勇進、思潮活躍的時代成為“優點”。近代史上曾有對李贄的重新評價，這種思維定式的改變，在近百年內依賴的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和思想革命，也因此，李贄的歷史地位被“反證”，他是啟蒙現代性視角下的“思想家李贄”，而非古代歷史語境下的“文人李贄”。或許，脫離當代語境談論李贄，是不可能的，也是沒必要的，從中反而能獲取更多重釋歷史文化資源的可能性。

李贄是明代進步思想家，號卓吾，福建泉州晉江縣人。他的祖先曾作航海生意，通曉外國語到他父親時，家境已經破落。李贄二十六歲時中舉人，二十九歲選任河南輝縣教官。以後，又作過國子監博士，禮部和刑部的小官，最後在荒僻的雲南姚安作了三年知府就辭了官，住在湖北黃安耿家，與大官僚耿定向和耿定理兄弟討論學問。

李贄與耿氏兄弟雖然都信奉王守仁的心學，但在如何對待封建禮教的問題上，李贄與耿定向發生了激烈爭論。1584年，耿定理病死，李贄被迫離開黃安，移居麻城龍潭湖芝佛院，過著半僧半俗的生活。他送走了妻女，落了發，同幾個和尚朋友在青燈古佛之下，研讀佛經，這對他的哲學思想有很大的影響。李贄在龍潭湖住了八年，又被迫離開麻城，在各處避難。1602年，他七十六歲，被朝廷誣以“縱淫勾引”罪名，逮捕入獄，在獄中被迫自殺。 李贄在當時很有名氣，他的著作流行於通都大邑、窮鄉僻壤。不少讀書人，“全不讀四書五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明廷曾兩次禁燬李贄著作。但這並不能阻止這些作品的流傳，反而更加提高了李贄和他的著作的聲譽。

李贄受王守仁心學的影響很深。他繼承了王守仁的積極思想因素，以犀利的筆鋒，抨擊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和程朱理學的虛偽腐朽，並把矛頭指向了孔子，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

他的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揭露道學家。明代的官僚士人，盛行講程朱理學或王守仁的“良知”學（總稱道學）。李贄指出，這些人都是假道學，偽君子，兩面派。他們“陽為道學，陰為富貴。穿著儒雅，行若豬狗”，表面上不說“利”和“欲”，骨子裡恨不能扒開人家的牆角去偷東西。滿嘴仁義道德的言詞，一肚子榮華富貴的慾火。這些人還到處去講學，騙人、騙錢、騙官做，其實遠不如身做什麼事，口說什麼話，言行一致的市井民夫，他們做生意就說做生意，種田就講種田，倒是津津有味的有德之言。

李贄又說，凡是講道學的，都是一些無才無學無識的人，他們想升官發財，又沒有什麼真本事，就只好靠講道學。這些人，平日只會打恭作揖，正襟危坐，活象個泥胎。一旦有緊急的事情，就嚇得面面相覷，絕無人色。正因為朝廷專用這等人，所以弄的政局不堪收拾。在李贄的筆下，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不過是一群潑皮無賴，呆瓜蠢豬。

二、批判孔聖人。兩千多年來，孔子一直作為神聖的偶像被頂禮膜拜，人們不敢反對他，甚至沒有想到懷疑他。李贄是封建地主知識分子中破除對孔子偶像崇拜的第一人。李贄反對盲從孔子。他認為，孔子是人，而不是神。他也需要穿衣吃飯，也要高官厚祿，如果不讓他做魯國的司寇、攝相，恐怕他一天也不能在魯國安身，這和普通人的私心並沒有什麼兩樣。天生一個人自有一個人的用處，所以不必事事都去學孔子。

李贄寫了一篇《贊劉諧》的妙文，對孔老夫子進行嘲諷。他寫道，有一位道學先生，頭戴“綱常”之冠，身穿“人倫”之衣，高底大靴，長袖闊帶，寫得一兩句仁義，說得三四句道德，自稱貨真價實的仲尼之徒。有一天，碰見劉諧，劉諧對他說:“你並不瞭解我仲尼兄呵！”道學先生勃然大怒，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你是什麼人？敢同仲尼稱兄道弟。”劉諧笑道:“怪不得伏羲氏以前，白天要打著燈籠走路呢！”

李贄還提出了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大膽命題。他認為，是非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不斷變化，就象四季的變化、晝夜的更替一樣。昨天認為是，今天認為非，今天認為非，明天又認為是。就是孔子今天重生，他的是非觀念也會改變。正因為大家沒有獨立的是非觀，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所以也就沒有是非了。李贄所提出的是非標準的相對性，是對永世不變的封建教條的挑戰。

三、貶抑《六經》。《六經》是傳統的儒家經典。《論語》《孟子》是孔孟的言論彙集。自朱熹作《四書集註》以來，也取得了與《六經》同等的地位。它們是人們言論行動的準繩和指南。李贄剝去了這些經典的神聖的外衣，指出《六經》、《論語》、《孟子》不過是史官臣子對當時政事誇張美化的一些話，或者是那些迂闊門徒、懵懂弟子的隨手筆記，有頭無尾，得前拉後，大半不是什麼聖人之言，就算是出自聖人之口，也不過是因病發藥，隨時處方，怎麼能說是萬世至論呢？他甚至說，這些經典是造成假道學偽君子的禍根，因為道學先生就是靠《六經》、《論語》、《孟子》吃飯的。

李贄生活在明中葉以後，這時，政治黑暗腐敗，官吏昏庸淫逸，社會風氣十分敗壞，李贄，作為一個進步思想家，他在當時思想統治十分嚴酷的情況下，敢於在封建統治的黑幕上，捅出幾個窟窿，戳破一些膿瘡，對於正統的腐朽思想加以揭露和否定。他這樣做的目的是企圖改良和挽救這個垂危的政權，而不是去摧毀它，使它崩潰。正因為這樣，李贄雖然被正統思想家罵作“狂士”、“妖人”，而他自己卻以“真儒”、“真道學”自居。他的進步思想，也仍然沒有衝破和逃脫封建思想的樊籠。但是，李贄一生敢於反對偶像崇拜，反對教條迷信，敢於抨擊社會的黑暗腐朽，向當權者挑戰，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十分傑出的。他的反抗精神，在明末激勵了不少進步的人們。直到“五四”時期，李贄的思想，在反封建文化的革命浪潮中，也還發生著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