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實行的屯田制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給曹魏統一天下建立了物資基礎。

建安元年，曹操第一次採納部下棗祇等人的建議，利用攻破黃巾所繳獲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谷百萬斛。當時東漢政權腐敗，天災不斷社會生產被嚴重破壞，黃巾起義就是因為農民吃不飽飯才大規模起義的，得谷百萬斛這在當時已經是很驚人的成就。

吃到甜頭的曹操，趕緊大規模的推廣。命令在各州郡設定田官，興辦屯田。後來曹操說：“後遂因此大田，豐足國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當然糧食能夠恢復生產，不僅僅是因為曹操實行吞併制，扶植自耕農經濟。針對當時人口流失，田地荒蕪的情況，曹操先後採取招懷流民、遷徙人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檢括戶籍等辦法，充實編戶。

最關鍵的是曹操續頒佈法令，恢復正常租調製度，防止豪強兼併小農，徹底解決了農民的後顧之憂，建安五年，曹操頒佈新的徵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確：“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致的擁護。

古代打仗靠的是軍隊，糧草不夠士兵別說殺敵了，直接譁變造反都有可能，曹操就曾經因為糧草不夠設計用管糧官的人頭去安撫士兵，孫堅也曾因為糧草的問題被人打敗。也正是因為曹魏實行屯田制度不缺吃不缺喝，三國末期司馬懿才能憋著不出門，跟諸葛亮打持久戰把蜀國耗死。手裡有糧心裡不慌，不管哪個時代都是這樣。

東漢末年以來連年的封建戰爭，給當時的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曹操在《蒿里行》中寫道“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便是最好的見證，描繪了當時社會凋敝的淒涼景象。

《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

曹操在統一北方之後，面對這種情況，展開了一系列恢復社會生產的措施，而屯田制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措施。屯田制“是國家採取半強制性的手段使土地和勞動力相結合，其形式有民屯、軍屯”。[1]這種並非曹魏政權首創，早在秦漢時期就有類似的大規模屯田的行為，漢武帝曾在邊境地區大規模推行屯田制度，一方面是為了加強邊境地區的軍事防守力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決流民嚴重的社會問題。

漢武帝像

曹魏政權推行的屯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鑑了漢朝的經驗，分為軍屯和民屯兩種形式。民屯始於建安元年，將流民集中在一起生產，此後不久，便將這種制度推廣到黃河中下游和全國水利條件優良的地區。其管理形式借鑑了軍事管理的經驗，五十人為一小屯，小屯置司馬，司馬之上還有都尉、典農中郎、大司馬，品秩非常清楚。

軍屯的成員基本由士兵組成，正式建立於建安二十三年左右。其設定地點與漢武帝的邊境地區不同，曹魏政權的軍屯地點往往設定在“士家”聚集、長江沿岸、吳蜀接壤之地。“士家”指的是士兵的家屬，可以提供額外的勞動力，而長江沿岸、吳蜀接壤之地，往往是軍事衝突頻發之地，所以通常比其他地區的軍屯規模更大。

漢武帝像

屯田制之於曹魏政權意義非凡。雖然在推行過程中遇到不合作、勞動積極性不高等問題，但是其所帶來的耦合效益遠遠大於其弊端。首先，東漢末年連年征戰，數以百萬計的流民流散於社會，對社會穩定構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屯田制的推行，將絕大部分的社會流民吸收消化，從事生產，起到了安穩社會的巨大作用。其次，大規模屯田帶來的經濟效益非常可觀，政府在組織生產的同時，也對其徵收賦稅，其比例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等，如此高額的佃租，保障了政府財源的充足，而最後曹魏政權能夠一統三國，與雄厚的物資基礎息息相關。最後，從側面起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效果，因為屯田均由中央政府控制管理，所以儘可能的減少了流民依附世家大族的可能，也就降低了平衡中央和地方權力的難度，實質上變相的加強了中央的實力。總而言之，屯田制對曹魏政權意義非凡。

參考書籍：

1. 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2.趙幼文：《屯田制度述論》，《歷史研究》，1958年第4期。

3. 鄭佩鑫：《曹魏屯田制度的意義》，《史學月刊》，1957年第11期。

[1] 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