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人類書籍的形成一開始應該是起源於結繩記事和石壁刻畫，是為了記載而存在的。

因為書籍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記載事件，不管是小說也好、工具書也罷，或者一些詩歌幻想之類的感悟，都是在把自己經歷的想到的記載下來，這就是書籍存在的原因。

而一開始結繩記事和石壁刻畫，在文字還沒產生的時候，不僅充當計數繪畫的職能，它們更多的作用就是把經歷者經歷的東西記錄下來，好便於經歷者以後回想起來。

直到文字產生，書籍有了文字作為載體，才開始慢慢衝結繩記事和石壁刻畫裡獨立出來，自成一個體系。

再然後，又產生了布匹、簡牘和紙張，文字從刻在石頭上逐漸轉移到這些越來越方便攜帶的物體上，也更容易裝訂成冊，慢慢的就發展成為我們現在這種紙質書籍。

所以，如果在嚴格意義上來說，文字誕生後書籍才產生，但是追根溯源的話，書籍並不受文字的束縛，在人類擁有想記載的念頭開始，書籍就已經產生了。

中國最早的書籍出現在商朝。

它們是由竹子和木頭製成的。竹子和木頭是常見的和容易接近的東西。在造紙和印刷術發明之前，人們把竹子和木頭切成小塊，用刷子在上面寫字，但沒有合適的書寫材料。竹片叫“竹簡”，木片叫“木簡”。它們統稱為“簡”。

一般來說，只有一行字是寫的，如果是錯的，就用刀刮寫。因此，在古代，“刪削”這個詞已經使用了很長時間。書大而小，古時簡單而短，最長的三英尺，最短的只有五英寸。寫一本書需要很多的簡單，把這些簡單化聯絡在一起就成了一本書。

在編目中，經常使用麻繩，也使用絲繩（稱為“絲編”）或皮條（稱為“韋編”）。古書中提到“韋編三絕”，意思是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因為他經常讀《易經》，把簡化的管子擦掉三次。

根據一本書的長度，決定它應該用幾段來編纂，通常是兩段或三段，以及四段或五段以上。表示書籍數量的“書”這個詞是象形文字，就像一根繩子連線著一系列簡化的書籍。

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人們已經普遍用竹木簡做書籍。春秋戰國時期還出現過寫在絲織上的書－－“帛書”，帛書比竹木簡書輕便，而且易於書寫，不過絲織品價格昂貴 ，所以帛書的數量遠比竹木簡書為少。

書籍是人從感性認知飛躍到知性認知以至理性認知的產物。動物的認知是不可能產生書籍的。

感性認知是最原始的認知，動物也是有的。這種認知來源於細胞對於外界刺激的反應，比如用針去刺一個細胞，它立刻就會產生自我保護的反應，而你去砸石頭，或者別的無機物，它們是不會產生自我保護的反應的。你砍一棵樹，樹的細胞也會產生保護反應，你的手被撞到了感到痛，也是你對自己的保護。所以人的感覺，來自於細胞自我保護的本能。社會的一切文化現象千變萬化景象萬千，其本質都是簡單的。所以我們應該相信先驗理性的道理。

知性認知就是去確定觀念和概念。在感性認知上對自在之物的分辨，或者說確定為甲為甲，乙為乙。這種確定是無法和自在之物螎和的，也就是說知性認知是無法完全瞭解自在之物的。正如細胞無法知道刺它的是鐵的還是銅的樣。

而人總是想更多地瞭解自在之物，以便達到自己的目地。這就產生了觀念和理性邏輯，也就是理性認知。理性認知開始是人腦的自在自為，是不可能達到自在之物本身的。就象神話、易經河圖洛書等。我們需要這種理性認知，是希望它能讓我們達到目地，拜觀音菩薩能讓她為揮拂楊柳枝，保護你平安富貴。當人們發現這種觀念的臆想並不能幫助你達到目地，或者說純粹的觀念的理性邏輯是無用的時，他們就轉向了經驗實證的知性認知。

所以專家教授的惶惶大論最終要走向知識認知，甚至要走向感性認知，不然都可以在他們自己理性邏輯的悖論中走向和放屁差不多。前些天看清華崔國文講易經不就是在放屁嗎？

現在的書籍大部分從哲學意義上都是無意義的。因為裡面參雜了大多的利益，很多都彖法庭上的辯決書樣，是對利益的狡辯。崔國文放那些屁不就是為名為利嗎？對於讀者來說是設有任何益處的。

西方思想家那些觀念的細節處的爭論也是無意義的。

說了這麼多是跑題了。書籍的產生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人實現了認知的飛躍，沒有這種認知的飛躍就不可能產生書籍。動物不可能產生書籍，因為它們無法實現這種飛躍。

至於產生書籍的物質條件，是細節原因。沒有書籍，自然會有別的東西來滿足人的表達、理性和儲存知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