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文明被落後文明摧毀只是歷史的一部分表象而已，是片面解讀歷史。

多少落後的王朝或者文明是被先進文明擊敗和消滅？

漢朝滅暴秦、匈奴、南越；

唐滅突厥、高句麗、薛延陀，多少強盛一時的番邦只得向唐王朝稱臣納貢；

宋朝消滅了南唐、北漢、後蜀等割據政權，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

明朝是推翻了暴虐的元朝而建立的，蒙古各部被明軍打得臣服，萬曆援朝，把日本戰國時代的“百戰精銳”打得心驚膽戰。

至於外國的強盛帝國中，

西羅馬消滅了迦太基、色雷斯、高盧等等。

東羅馬（拜占庭）消滅了佩切涅格人、東哥特，馬扎爾人。保加爾、薩珊、塞爾柱等都是拜占庭的手下敗將。

阿提拉的大軍盛極一時，但是沒有滅亡古羅馬

有些是誤解，許多古文明是被更先進的文明所滅亡或者吸納。

比如：

古埃及被希臘文明所吸納，建立了托勒密王朝；

古巴比倫被古波斯所滅；

古希臘文明帶包括托勒密王朝被古羅馬所吸納；

美中國人那句自負的話用在此處才合適：多少挑戰先進文明的勢力已經躺在了歷史的垃圾堆裡。

有些強盛帝國的滅亡令人唏噓，不過仔細分析一下，他們自己內部的敗壞其實也起了很大作用。

比如東漢末期，土地兼併嚴重，大批百姓走投無路，飢貧交加之際投奔黃巾軍或者五斗米教。

王朝的人才選拔制度也出了很大問題，有民謠說：

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良將怯如雞。

大意是官員沒有學識，品德敗壞，作戰懦弱。

地方豪強卻有充足的財力和武力，所以後來出現了三國鼎力的局面。

黃巾軍的藝術形象

唐朝後期，節度使割據的問題自安史之亂以來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愈發嚴重，皇權旁落，最終滅亡的是意料之中。

明朝後期，經濟上商業手工業的比例增加，卻沒有相應的制度來管理，特別是稅收方面。

政治上，黨爭激烈，嚴重拖累作戰。

軍事上，原本的軍戶制度極度敗壞，募兵也沒能得到健康發展，軍隊結構退化到類似西歐中世紀的騎士侍從制度，提供不了足夠的精銳部隊。

再說外國：

西羅馬後期，經濟上，立國之地義大利等地區的地位逐步讓位於東部（東羅馬）以及中東地區。有說法指出，西羅馬的精華地區被東部廉價的農產品嚴重衝擊。羅馬豪強掌握了太多資源。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羅馬原本的公民，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中等收入階層，數量嚴重萎縮。與此同時，大量的蠻族湧入帝國，西羅馬無可奈何地接納了他們。

上述因素還導致古羅馬軍隊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缺乏兵員和經濟衰退。

古羅馬軍隊再也不是以前那支武器鎧甲精良，邁著整齊的步伐戰無不勝的勁旅了。

大量的蠻族湧入軍隊，他們的武器裝備簡陋，甚至直接使用蠻族的武器盔甲，要不是還舉著羅馬旗幟，簡直就是蠻族軍隊。

蠻族化的古羅馬軍隊

而且古羅馬後期，騎兵這個兵種崛起，古羅馬卻無力建立強大的騎兵部隊，在蠻族無休止地進攻下最終毀滅。

東羅馬的滅亡是一個漫長的慢性死亡過程，很多西方人至今還感嘆1453年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攻破的歷史。

不過在此之前，東羅馬的大批精華地區就被周圍數個後起之秀控制，滅亡之前，她手中只有首都及其附近地區，還有幾塊“飛地”了。也許城破之後流落出來的那些燦爛文化典籍證明她曾是一個先進的文明。但是，那絕並不是領土極度萎縮時代的產物。

總而言之，唐朝、明朝和西羅馬後期的狀況，就算沒有強大的外敵進攻，恐怕國家內部也會產生激烈的動盪，直至毀滅嚴重畸形的政治經濟制度。

如果硬要說強盛的文明突然間被落後的力量毀滅，恐怕是宋朝。

北宋滅亡于靖康之變，精兵良將猶在，朝中不乏優秀人才，僅僅因為皇帝的決策失當，任用奸臣，使得首都汴京城破，皇室包括兩位皇帝被金軍俘虜。

南宋是當時中國諸政權裡抵抗蒙元最久的，軍事的劣勢在於宋朝開國以來一直沒能解決的短板：騎兵。

蒙古軍隊繪畫（劇照）

還有一個是東羅馬的“腦死亡“事件——被第四次十字軍攻陷首都。

1204年，東羅馬依然以為可以實施驅虎吞狼的故技——邀請西歐軍隊去中東與他們難以對付的東方國家交戰。誰知道提供乘船的威尼斯以東羅馬的財富誘使十字軍突襲君士坦丁堡，措手不及的東羅馬丟掉了首都。

當時的西歐比起東羅馬來無疑是十分落後的，十字軍東征表明是宗教原因，實際是經濟原因，東羅馬的自負和西歐軍隊的貪婪造成了這一悲劇。雖然1261年東羅馬收復了故都，但是這個元氣大傷的帝國始終沒有真正復興，反而走向了漫長的衰落之路。

東征的十字軍（劇照）

這樣算來，真正滅於落後文明的先進文明並不多。而且，西方人慣於把他們眼中的非西方軍隊武斷地醜化為數量眾多的烏合之眾，而對手在軍隊編制、戰術和軍事技術上的先進之處，卻刻意避而不談，這種傾向是不可取的。

這個問題，成吉思汗率領蒙古人征服歐洲，開創霸業的時候，歐洲人也想過。

這個悖論錯在，誤以為：文化的先進性=軍事的先進性。

但事實上，所謂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就真的比相對野蠻的文化更落後嗎？

眾所周知，古代冷兵器時期，國家將人才分為文武兩類，其中文主內，武主外。

關於這種模式，《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有這樣一段話可以當作註解：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我們從這個模式延伸到文明身上，會發現一個有趣的點，那就是文明的——多樣性。

地理環境決定了文明的型別，這種關係適用於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上。

其中農耕文明發展以男耕女織為代表的種植業，遊牧文明發展畜牧業，海洋文明發展商業，三種文明各有優劣，但卻很難將三者分出文化的野蠻與否來。

我們講文明的先進性，可以評判出三者之間生產力的先進性，以此得出文化的先進性，不過這種某些方面的先進卻不意味著某種文明整體優於另一個文明。

因為，不同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是基於為了適應各自生活的自然環境，延伸出的文化，這種文化不能簡單的用野蠻和落後來評定。

畢竟，一種文明所謂先進的生活經驗，到了另一種文明的生活環境中，未必就能超越對方的生活水平。

古人講戰爭的勝負，有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具體細分下去，關於影響文明間戰爭勝負的因素有四點。

其一、文明的武力值

惡劣的環境，造就文明強大的武力值，他們為了和自然討生活，勢必會注重個體的素質，而在個體素質之外，還講究兵種的剋制。

我們知道遊牧民族之所以能打敗農耕文明，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馬匹，馬匹的機動性在冷兵器時代就如同裝甲車一般。

其二、天災

在題目中談及的發達文明中，不可忽視的一點，便是天災的規模。

在秦統一天下前，各國天災的次數記錄很少，而在秦朝確立後，隨著領土面積的增長，短短15年內，史記記錄了28起災害，這是之前的數倍。

一個越是發達的文明，在應對天災時，所承受的壓力也越重。

其三、內亂

古代政權並非是一家之天下，政權是不斷更迭的，這種內部動亂，很多時候是落後文明能夠逆襲的重要原因。

其四、統治者的影響

統治者的才能和施政策略，是影響國家強弱的重要因素。

舉兩個例子：唐朝安史之亂和宋朝重文輕武。

安史之亂的起因是唐玄宗重用胡人，想讓藩鎮節度使制衡漢將，結果安祿山勢力發展過快，最終引發了安史之亂。

而宋朝的重文輕武策略，又是另一種極端，宋朝將天下精兵召集到京城，好包裝中央有足夠力量應對地方叛亂，這種策略導致宋朝對外戰爭始終保持著一種打打就求和的態度。

這兩種統治者施政策略不當，導致國力削弱的事件，是其它文明能夠打敗文化強國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會被一個相對野蠻的文化所摧毀。為什麼呢？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後浪肯定是那個比較自然的、原始的，野蠻的大浪吧？

這個悖論有一個前提，這個文明未曾居安思危，而且作者提到的這幾個文明都發生在歐亞大陸，我們首先從辯證的角度探索，然後從居安思危的角度論證。

野蠻的文化，這個稱謂是通俗的說法，不是特別的準確，歷史學家一般稱其為遊牧民族。

通過歷史的發展，文明的迭代，這個問題應該辯證地看。

歐亞大陸的歷史基本上是在遊牧部族與定居文明相互影響的過程中形成的。來自遊牧部族不斷的侵掠常常造成涉及範圍廣泛的強大的部族遷徙運動。這種侵掠不僅具有很大的破懷性，而且也具有革新的作用。它將沒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陳舊的習俗掃蕩殆盡，而匯入新的民族、技術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歐亞大陸歷史的發展程序。上古時期、古典時期和中古時期的主要轉折點的到來，大體均起因於遊牧部族的侵掠活動。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遊牧民族的入侵，促進、加速了文明的程序。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馬，中國的東漢、宋、明被遊牧民族征服的時候，他們已經在安逸的生活中生活了太久，危險的神經已經被安逸麻木了。

1949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即將進入中心城市並領導全國政權之時，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預見到黨在革命勝利和掌握政權之後遇到的挑戰，他認為：對於這種挑戰，必須以黨的優良作風的發揚以應對之。這種挑戰，毛澤東名之為“糖衣炮彈”，即社會上對共產黨員的捧場、頌揚、侵蝕等軟性進攻。引出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居功自傲，不願再繼續進取；一個是貪圖物質享受，不願再艱苦奮鬥。毛澤東應對的方針是：“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這是居安思危的典型代表案例，試想一下，在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野蠻的蘇聯、霸道的美國、虎視眈眈的印度和越南、賊心不死的臺灣，如果沒有這樣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思想指引，是否會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

古代的文明和歷史大致上是真實的，但其記載不能不說其是否經過粉飾和篡改，站在偽論上證真，如何求得真解？古代太過於遙遠，我們無法考證。

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真實典型案例，我們試著去探索一下，或許裡面存在著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兩年，美國對華為的制裁逐漸加碼，從阻止華為進入美國市場，到扣押高管，到出口管制，再到列入實體清單，一出手就是致命的絕招，無所不用其極，不打趴下決不罷休。如果沒有任正非十幾年前的居安思危，鐵腕推行，提前佈局，那華為早就死過千百回了，中興就是它的可以預知的下場。在美國的不斷打壓下，華為非但沒有倒下，反而越挫越勇，這與他們居安思危的理念，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無關係，他們設立的藍軍就像一隻泥鰍，竄活了整個組織。

綜上所述，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本質是沒有居安思危，但也不能否定其積極有利的一面。

一個文明的定義是什麼？如何確定牠的時空邊界？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你如何能清晰地思考和明確地提問。

古埃及被努比亞人統治的時候，依然是“古埃及”；古埃及的消亡，是長期衰退和持續異化的結果，最大的跨度，是從利比亞入侵到徹底阿拉伯化，耗時近兩千年時間。

古巴比倫，不可能單指“古巴比倫王國”，該王國從一隅小邦蹣跚發展為統一王國，然而高潮即是結束，漢莫拉比之後迅速衰敗，走向分裂。人們津津樂道的“古巴比倫”至始至終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它包括蘇美爾和阿卡德。古巴比倫不同於中國和古埃及，它終究沒有維持一個統一而穩定的社會，也沒有形成以它的文化為核心的區域整合。

如果城邦時代之後就沒有了所謂“古希臘”，那麼只能說明這一文明的幼稚。但希臘文化極大地影響了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假使東羅馬延續至今，那麼古希臘一定會被今人描述為這一文明的“早期形態”。

中國的漢、宋、明，既是王朝，也是時代，而非區別的異質文明，不可與埃及、羅馬之類的關係相提並論。

一個先進的繁榮的社會如果能充分發揮其組織性，是不會因異族入侵而崩潰。內部危機才是主因，漢宋明的農民起義，社會改革的失敗，才會使軍事上的失敗引發全面的潰爛。亂華之“五胡”比統一的匈奴帝國更強大嗎？

這既不是悖論，也不是錯誤。但是，說這話的人，犯了邏輯錯誤。

先編一個場景：熊孩子毆打大人，大人只招架，熊孩子亂來，抓到刀子用刀子，抓到石頭用石頭，結果把大人的眼睛打瞎了，自己跑到醫院去。結論：大人打不過孩子。

請問：這個結論是悖論還是錯誤？

再說，一個號稱高度文明的民族，如果連自己的命都保不住，這種“文明”還值得炫耀嗎？捱打就是必然的。我們之前的弱勢農耕文明就是這種“自以為文明的文明”，實際上就是軟弱！一個連自己的利益都守不住的政權，連“和平需要武力護衛”都不知道，難道它不該滅亡嗎？

一個只知道道德律己的人，不知道用契約與法制律他，就該弱勢！一個只知道吃喝拉撒鶯歌燕舞的民族，不知道發展科技護衛自己，有什麼資格說“先進與文明”？就該捱打！

遇到潑婦，你不會用槍？！野蠻人到文明人跟前撒潑，最多打傷幾個人。而文明人要是想滅掉野蠻人，分分鐘的事。

把忍讓的結果看作是能力的強弱，我認為是張冠李戴的邏輯錯誤。

首先糾正你一個錯誤，摧毀的是政權，不一定是文明。五胡亂華，蒙古和後金摧毀了漢族文化了嗎？摧毀了我們的文明瞭嗎？顯然沒有，而且還被我們同化了。

當然，有些文明，比如古埃及的文明確實是被摧毀了，但這裡面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其本身文明過於脆弱。判斷一個文明是堅挺還是脆弱，主要有兩點，第一就是文化底蘊，第二就是使用該文明生活方式的人口，包括人口的數量和素質。

幾千年前古埃及當時人口很少，文化的底蘊也不深，被征服後必然要遵從統治者的管理，使用本文明語言文字以及生活方式的人越來越少，最後徹底消失，文明就滅絕了。而中國不同，當時我們的人口比胡人多的多，文化水平也高的多，所以他們不可能滅掉中華文明，即便軍事征服了，但語言文字，生活方式，世界觀價值觀等方面反而被我們同化。

所以，高度發達的文明被野蠻文明摧毀完全就是個錯誤的判斷，這是西方人根據西方的經驗總結出來的，主要是給自己的失敗，比如羅馬帝國滅亡找個臺階下，說白了還是他們文明本身太脆弱了。這個說法完全不適用於中國，我相信中華文明絕不可能被野蠻人摧毀。

我抽象的分析一下這裡面的原理。

相對發達的文明與低階野蠻的文化衝突，前者為後者所殺滅的事件多有發生。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衝突的形式均是戰爭，並且是經由冷兵器的戰鬥，以殺人為手段，前者兵敗於後者，被後者搶走了統治權。

文明等於疏於武功，野蠻等於殺戮，怎麼理解？

人類的文明開化程序，其實質是在動物的自然生態環境的基礎之上，建立人類因由語言形成念想的一個虛擬的世界。人不是動物，人的定義或曰本質，是一個複雜深刻的念想，這樣無數人的念想構成了一個文明開化的世界。

可以這麼理解，自然生態環境構成一個平面平臺(二維)，而人的念想是在這個平臺上展開的一個向上的維度，在這新維度(三維)立體的空間中，創造與展開了人類文化的無限豐富多彩的文明世界。在這個想象的空間裡，多樣的念想交融創造，原理上不存在新念想需要消滅二維平面上的自然物來達成新舊念想交替，雖然事實上是時有發生。

那麼野蠻的部落氏族，相對的表現為動物的習慣性，在自然生態的環境(低維的平臺)中弱肉強食，依循的是食物鏈的規則。文明人類在他們眼裡，與可以做為食物的各種動物並無差別。

多數人都理解野蠻的遊牧民族善於馬背上的騎射，戰鬥力極強，更應該注意到的是，人性念想的微弱，讓他們比文明人更少了對死亡的恐懼感，或者說對待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無比的殘暴。也是文明人無法戰勝的重要原因。

這裡再舉另一個例子。東周時期多國爭霸兼併，何以分前後的春秋與戰國？為何歷史不是先戰國後春秋？

是為春秋為五王爭霸，追求的霸主治下的秩序，戰國七雄爭鬥的卻是滅國統一。後者比前者野蠻。野蠻化就是降低維度，因維度降低而釋放出無窮的能量，用以摧毀對手，取得戰爭的勝利。

秦國地處西北偏遠，經濟與社會文化遠不及其它六國，卻恰恰是因其野蠻的戰鬥力而一統天下。

春秋戰國的轉型期，發生了吳越之爭，吳王尊春秋大義征服了越王勾踐，只充做俘虜服侍自己幾年，越國只是臣服而已。之後越王以小博大，戰敗了吳國並將其滅國。這裡要討論的是越國小實力遠不及吳國雄厚，何以實現戰爭的勝利？因為越王勾踐的野蠻化，因降低維度而釋放能量而一舉擊敗對手。

何以見得勾踐的野蠻？災年送煮熟的種子援助吳國，加重了吳國的災難，讓大量死囚陣前自殺嚇倒吳軍，趁勢打贏戰鬥，給吳王嘗便便騙取吳王信任，都是以非人的行為擊穿了文明的常識，達到征服對手的目的。

綜上所述，可知降維打擊的原理。在自然環境的平臺上建立人類文明，是一個提升維度，建立文明時空的過程，消耗巨大的因由人類的身心勞作所產生的能量，也可以說是這些能量固化為這個時空的結構。相反的，降低維度，壓縮文明時空結構的過程，可以釋放巨大的能量，被用來打殺競爭對手。

因此，人類文明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各種競爭，為保障文明進步，必須約定不能做降維打擊的惡行。

大家想想，我們的現實中有多麼經常的發生降維打擊的事件？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結果呢，這樣的競爭只帶治亂的週期迴圈，沒有絲毫的文明時空的拓展與進步。

人類的文明，從來都是建設起來很困難，但摧毀卻非常的容易。就像是建一棟大廈，需要建築設計師進行設計，需要與城市的水、電、網路相連，還需要安裝上電梯等科技含量高的產品。但摧毀一棟大廈呢，只需要一群人，人手一把錘子就行了。

回到問題上來，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但這個文明是各個方面均衡發展，軍事力量也是其中之一。但這樣的文明就可能會被一個軍事力量超強發展，但其餘部分比較弱的文明所摧毀。

但是這個帝國擁有無比強大的軍事力量。

在13世紀，整個世界還沒有進行工業革命，還處在冷兵器時代，雖然也出現了火器，但火器的力量跟弓箭的力量對比，相差不大。冷兵器時代靠的是單兵作戰能力、大量的持續性作戰的戰馬、方便快捷的補給

。而蒙古帝國，男性成員上馬為兵下馬為民，全民皆兵，從小便是在馬背上長大，可以說他們是最會騎馬的一群人。他們可以一人騎兩到三匹馬長途作戰。他們的食物非常單一，但是非常好攜帶，一群羊趕著就走。

蒙古帝國興起的時候，中原地區正處於宋朝。宋朝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極為發達的朝代，可以說是13世紀的世界中心，到了北宋末年，人口就達到了一個億。

這樣的一個朝代，可以說在當時來講，是高度發達的文明瞭，但這樣的文明無法抵禦蒙古的軍事力量，最終徹底覆滅。

這樣的軍事實力對比起蒙古帝國的軍事實力來說，綜合來看不相上下，但具體對戰起來，卻還是會吃虧。

本質上，在冷兵器時代，蒙古帝國和宋朝的軍事實力是差距不大的。

“差距不大”才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會被一個相對野蠻的文化所摧毀的根本原因。

如果兩個文明的差距大到像“螞蟻”和“人類”之間的差距這麼大的話，是根本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的。

在古代社會，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會被一個相對野蠻的文化所摧毀，本質上來說，是這兩個文明的軍事實力並不是差距那麼大。甚至是野蠻的文明軍事實力更加強大。

這看起來像是悖論，但是一點也不悖，甚至可以說再正常不過。

這所謂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其實只有一樣東西是高度發達的，那就是“文化”。

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好像我們上學的時候，總會有這樣兩種同學：

一種是文科特別好的，什麼文章詩句信手拈來，張口講個故事可以娓娓動聽，但是身材比較弱雞；

一種是體育特別好，身強體壯，但是人比較粗魯，不喜歡跟你道理，動不動就揮拳頭。

有一天，文科好的同學惹了體育好的同學，開始的時候講道理，體育好的同學被說的啞口無言，文科好的同學洋洋得意，然後體育好的同學惱羞成怒，直接動手，文科好的同學沒挺過三十秒，就被KO了。

這其實就是你所說的這個“悖論”的簡化模型：你非跟我講道理，我不行，但是我不跟你講道理，你不行！

有一句話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就是這麼個情況。

那些所謂的高度發達的文明，有一個算一個，都是文科偏科太重的，或者說原來體育挺好，但是學著學著就覺得自己該文藝一點，就偏了文科了。

而那些所謂的野蠻民族，也不僅僅是體育強，他們自身也都或多或少的有那麼一點兩點的其他優勢，否則也無可能擊潰了文科好的帝國，還能統治人家的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