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中，漢族因為人口眾多，社會制度先進，經濟文化發達，很自然地成為主流。所以這一民族融合又被叫做“漢化“。漢化包括經濟生活，社會制度，也包括心理素質和語言習俗等各方面。
但是如果認為只是漢族“化”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對漢族沒有什麼影響，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歷史上中華各民族不論大小，都有各自的特點，都為中華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他們和漢族融合過程中，就給漢族注入了新鮮血液，使中華民族更有生氣，更富創造力，所以當時實際情況是，無論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及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處處都顯現出少數民族的巨大影響。
以下就略談幾點重要的影響。
第一，內遷各族和漢族的融合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質生活方面，這一時期的食品和服裝都有明顯的變化。
其中胡餅和胡服的作用尤大。過去漢族只會水煮麵食，不會烙餅。真正的餅是西北少數民族帶進來的，所以叫胡餅，並在這時普及開來，發展成為麵食中最重要的一種。 胡麻、胡瓜、胡桃及油菜等都是在這時普及的。
像“酥”之類的奶製品，也是此時傳入並日益推廣的。漢服的特徵是上衣下裳或寬袖長袍，穿開襠褲。所以箕踞而坐成為非常不禮貌的行為舉止。胡服夾領小袖、緊身，滿襠褲，適應馬背上的生活。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已引進胡服，但沒有進入日常生活，此時普及且為漢族人民喜愛。
魏孝文帝改革曾下令禁胡服，但結果穿著胡服者越來越多。隋唐的官場上也“全用胡服”，只不過是由左衽改為右衽而已。這是生活的選擇，歷史的選擇，因為胡服更美觀實用，更便於生活，決非皇帝一紙詔令可以改變。
就精神生活而言，少數民族對音樂、民歌的影響尤為明顯。 隋唐時期的燕樂和西涼樂，絕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漢混合樂。迄今為中國人民喜愛的笛、琵琶等樂器，是在此時曾及並進入大雅之堂的。
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無過於《敕勒歌》和《木蘭辭》了。如果說《敕勒歌》是胡歌漢譯，是遊牧生活的寫照的話，《木蘭辭》中的花木蘭卻是隻有民族融合才能產生的中原婦女的形象。 此外影響華人民生活至深的佛教的廣泛流傳，也與少數民族統治者組織佛經翻譯班子，大力提倡和推廣密不可分。
第二，在制度方面多有建樹，有利於封建制度進一步完善。
拓跋鮮卑在奴隸制初級階段君臨中原，所以對待戰俘的處置也較為寬和。固然有為數較多的戰俘淪為奴隸，更多的則是被當作隸戶和新民安置，對新民進行了“外口授田”，這成了均田制的淵源之一。
長期以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中原王朝如何維護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確保封建政府的賦役收入，一直沒有解決好，均田制無疑是當時較為妥當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續到唐中葉。
至於隋及唐前期武功顯赫的府兵制，就是從北周開始藉助拓拔鮮卑的部落兵制形式逐漸建立起來的。
第三，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進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內遷諸族是聰明智慧的，他們一接觸先進的文明，便會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創造力。
匈奴人造出了宿鐵刀，鮮卑人比干阿利造出了百鍊鋼刀。這都是灌鋼法的推進和普及，標誌著中國鋼鐵技術達到了新的世界領先水平。 大牲畜的飼養、獸醫和畜產品的加工，是遊牧民族的特長，中原漢族望塵莫及。
但隨著他們的內遷進而與漢族融合，這些優長的技藝也隨之普及開來。所以說內遷各族人民為北方經濟恢復和發展也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四，民族融合開創了一代社會風尚。
隋唐時期，尤其是唐前期國內民族關係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這不是說隋唐皇帝有什麼特殊的天賦，而是民族融合巨流的必然。
建立隋王朝的楊氏，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其血管中便有鮮卑血統，他們所仰仗的關隴集團，就是胡漢貴族的混合集團。較好的民族關係有利於國內各族創造力的充分發揮，隋唐之所以能掀起在深度和廣度上超過兩漢的經濟文化高潮，與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春秋戰國的民族融合迎來了秦漢的經濟文化高漲；魏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贏得了隋唐的鼎盛；宋遼金元的民族融合導致了明清經濟的繁榮。 其中隋唐尤為突出，這正說明，民族團結對於經濟文化發展的巨大反作用力。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中，漢族因為人口眾多，社會制度先進，經濟文化發達，很自然地成為主流。所以這一民族融合又被叫做“漢化“。漢化包括經濟生活，社會制度，也包括心理素質和語言習俗等各方面。
但是如果認為只是漢族“化”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對漢族沒有什麼影響，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歷史上中華各民族不論大小，都有各自的特點，都為中華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他們和漢族融合過程中，就給漢族注入了新鮮血液，使中華民族更有生氣，更富創造力，所以當時實際情況是，無論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及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處處都顯現出少數民族的巨大影響。
以下就略談幾點重要的影響。
第一，內遷各族和漢族的融合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質生活方面，這一時期的食品和服裝都有明顯的變化。
其中胡餅和胡服的作用尤大。過去漢族只會水煮麵食，不會烙餅。真正的餅是西北少數民族帶進來的，所以叫胡餅，並在這時普及開來，發展成為麵食中最重要的一種。 胡麻、胡瓜、胡桃及油菜等都是在這時普及的。
像“酥”之類的奶製品，也是此時傳入並日益推廣的。漢服的特徵是上衣下裳或寬袖長袍，穿開襠褲。所以箕踞而坐成為非常不禮貌的行為舉止。胡服夾領小袖、緊身，滿襠褲，適應馬背上的生活。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已引進胡服，但沒有進入日常生活，此時普及且為漢族人民喜愛。
魏孝文帝改革曾下令禁胡服，但結果穿著胡服者越來越多。隋唐的官場上也“全用胡服”，只不過是由左衽改為右衽而已。這是生活的選擇，歷史的選擇，因為胡服更美觀實用，更便於生活，決非皇帝一紙詔令可以改變。
就精神生活而言，少數民族對音樂、民歌的影響尤為明顯。 隋唐時期的燕樂和西涼樂，絕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漢混合樂。迄今為中國人民喜愛的笛、琵琶等樂器，是在此時曾及並進入大雅之堂的。
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無過於《敕勒歌》和《木蘭辭》了。如果說《敕勒歌》是胡歌漢譯，是遊牧生活的寫照的話，《木蘭辭》中的花木蘭卻是隻有民族融合才能產生的中原婦女的形象。 此外影響華人民生活至深的佛教的廣泛流傳，也與少數民族統治者組織佛經翻譯班子，大力提倡和推廣密不可分。
第二，在制度方面多有建樹，有利於封建制度進一步完善。
拓跋鮮卑在奴隸制初級階段君臨中原，所以對待戰俘的處置也較為寬和。固然有為數較多的戰俘淪為奴隸，更多的則是被當作隸戶和新民安置，對新民進行了“外口授田”，這成了均田制的淵源之一。
長期以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中原王朝如何維護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確保封建政府的賦役收入，一直沒有解決好，均田制無疑是當時較為妥當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續到唐中葉。
至於隋及唐前期武功顯赫的府兵制，就是從北周開始藉助拓拔鮮卑的部落兵制形式逐漸建立起來的。
第三，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進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內遷諸族是聰明智慧的，他們一接觸先進的文明，便會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創造力。
匈奴人造出了宿鐵刀，鮮卑人比干阿利造出了百鍊鋼刀。這都是灌鋼法的推進和普及，標誌著中國鋼鐵技術達到了新的世界領先水平。 大牲畜的飼養、獸醫和畜產品的加工，是遊牧民族的特長，中原漢族望塵莫及。
但隨著他們的內遷進而與漢族融合，這些優長的技藝也隨之普及開來。所以說內遷各族人民為北方經濟恢復和發展也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四，民族融合開創了一代社會風尚。
隋唐時期，尤其是唐前期國內民族關係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這不是說隋唐皇帝有什麼特殊的天賦，而是民族融合巨流的必然。
建立隋王朝的楊氏，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其血管中便有鮮卑血統，他們所仰仗的關隴集團，就是胡漢貴族的混合集團。較好的民族關係有利於國內各族創造力的充分發揮，隋唐之所以能掀起在深度和廣度上超過兩漢的經濟文化高潮，與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春秋戰國的民族融合迎來了秦漢的經濟文化高漲；魏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贏得了隋唐的鼎盛；宋遼金元的民族融合導致了明清經濟的繁榮。 其中隋唐尤為突出，這正說明，民族團結對於經濟文化發展的巨大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