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用人的最大短板就是不會變通。

諸葛亮並非是個儒者，他的人才觀偏向於法家，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曾說：“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所以，對待蜀漢陣營中的人才，諸葛亮的主要辦法就是靠公正、嚴格的律法管束和選拔。

比如對待馬謖的問題，馬謖作為諸葛亮的親信和謀士，深得諸葛亮的賞識，然而諸葛亮並未直接去提拔馬謖的官職，而是寄希望於讓他透過立軍功來堂堂正正的晉升，以免造成諸葛亮用人有私的非議。所以，在街亭如此重要的戰場，諸葛亮沒有用魏延、吳懿等經驗豐富的宿將，而是啟用了毫無實戰經驗的馬謖，結果導致戰局逆轉。

蜀漢的人才本就不多，僅有的人才也有各有致命的性格缺陷，如蜀漢陣營早期的將領關羽、張飛，一個剛而自矜，一個暴而無恩。再如法正，心胸狹隘，凡平日一餐之德，睚毗之怨，無不報復；還有同為託孤大臣的李嚴，始終把私心放在國家利益之上，不惜想要從原本就狹小的蜀漢地盤中再割出5郡，給自己封個巴州刺史。

更嚴重的還有魏延、楊儀，作為北伐的親隨，魏延性矜高，而楊儀氣量狹小，這兩個人在諸葛亮在世時就時常拔刀相向，據《三國志》記載：“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這兩個人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就連江東的孫權都看出來了，公開說過：“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

而諸葛亮呢，他對於這些人的缺陷，是心知肚明的，但卻沒有變通的手段，只能堅持自己固有方式，即只有對方“犯法”時，他才會予以追究。比如李嚴對北伐的掣肘由來已久，但直到蜀漢第四次北伐期間，李嚴拖延軍糧導致北伐失利，諸葛亮才以合法的藉口將李嚴罷官。

再如魏延和楊儀，這兩個人私人矛盾潛藏的危機，連孫權都看出來了，但諸葛亮對此卻缺乏辦法，只有和稀泥一般，兩不懲處（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諸葛亮病危時，居然讓楊儀領軍，魏延斷後。

結果兩個人都對諸葛亮十分不滿，魏延“嘆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則覺得諸葛亮屬意蔣琬對自己並非真的重用。所以，諸葛亮一死，這兩個人的矛盾爆發，差點讓蜀漢的主力因此覆滅。

曹操用人十分變通，他主張“亂世用人論才不論德”，曹仁、李典數次兵敗，曹操絲毫沒有貶官怪罪；陳琳在袁紹手下時，撰寫的《為袁紹檄豫州文》罵遍了曹操的祖宗十八代，結果曹操“愛其才而不咎”；張繡反叛時殺掉了自己的愛將典韋，還差點要了自己的命，但曹操卻再次接納了他的投降，封其為宣威侯。

關羽戰敗投降，曹操愛其才，毫不吝惜官職和賞賜，但當關羽決定離開投奔自己的死敵時，曹操又大度的“放虎歸山”。顯然，曹操這種看似“毫無原則”的用人觀，才真正的實現了“因才制宜”，發揮了人才的效用，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盟。對比之下，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這種做法，顯然缺少了很多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