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根本的原因是不願意讓座的中青年多起來了，因為當今時代有更多的人著眼於維護個人權利，而且這也是應該的。於是矛盾就顯得突出起來。
其實如果一輛車裡有十分之一的中青年願意讓座，這個矛盾就會被撫平。在我十幾——五十幾歲的時候，讓座是理所當然的，給孕婦讓座，給有困難的人讓座，給老人讓座，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是必須的，絲毫沒有“道德綁架”的意味。遇見一個老人，會好幾個人站起來，那是常有的事。所以壞脾氣的老人就見不到了。
可現在逐漸步入老齡社會，需要照顧的老人數量激增，而願意讓座的人反而減少，矛盾就顯得比較突出。
而現在的老人大部分，在少年青年中年時代自覺讓座的人，現在當他們成為老人的時候，與他們年輕時理念完全不同了。這讓他們很失望，心理很不平衡，所以個別老人會做出一些出格的表現，從心理上說可謂情有可原。
再加上現在是自媒體時代，見到一個”爛新聞”，如同蒼蠅覓食一般猛撲上去，為增流量，添油加醋，又是視屏，又是討論，就如這樣可惡的老人天天在你身邊晃悠一般，誇大了社會負面情緒。其實這樣的老人是極少數，且過得很不如意，不然怎麼會辛辛苦苦來擠公交呢？
至於“讓座”是否是道德綁架，我認為只有一個標準，那就看他是“自願”還是“被他人所迫”。讓座損害了他的利益，並非判斷是否”道德綁架”的標準，因為任何道德行為，往往是以犧牲個人權利為前提的，分界點應該是”自願”還是”被迫”。
一個老人顫顫巍巍地站在你旁邊，你自覺有了讓座的“壓力”，這不是”道德綁架”行為，而是你自己的道德理念，激發了你的負疚感。只有他強迫給你給他讓座的時候，或者同樣坐著的人逼迫你讓座的時候，才是道德綁架。
我是老人，在我可以支援的時候並不希望有人給我讓座。要人讓座也是已經很尷尬窘迫的事。但在杭州，也許是因為我頭髮早白，多次遇見給我讓座的情況。同時我還發現當旁邊有老人的時候，車上許多年輕人會自覺地讓位子空著，很少會去搶佔先機。這使老人就坐時少了許多負疚感。但多數老人就坐時仍會向大家說聲謝謝，因為他知道這是青年們有意留給他的。這時候我總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還是應該讓它發揚光大 ，永遠傳承下去。這並非道德綁架，而是高尚的道德行為。
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根本的原因是不願意讓座的中青年多起來了，因為當今時代有更多的人著眼於維護個人權利，而且這也是應該的。於是矛盾就顯得突出起來。
其實如果一輛車裡有十分之一的中青年願意讓座，這個矛盾就會被撫平。在我十幾——五十幾歲的時候，讓座是理所當然的，給孕婦讓座，給有困難的人讓座，給老人讓座，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是必須的，絲毫沒有“道德綁架”的意味。遇見一個老人，會好幾個人站起來，那是常有的事。所以壞脾氣的老人就見不到了。
可現在逐漸步入老齡社會，需要照顧的老人數量激增，而願意讓座的人反而減少，矛盾就顯得比較突出。
而現在的老人大部分，在少年青年中年時代自覺讓座的人，現在當他們成為老人的時候，與他們年輕時理念完全不同了。這讓他們很失望，心理很不平衡，所以個別老人會做出一些出格的表現，從心理上說可謂情有可原。
再加上現在是自媒體時代，見到一個”爛新聞”，如同蒼蠅覓食一般猛撲上去，為增流量，添油加醋，又是視屏，又是討論，就如這樣可惡的老人天天在你身邊晃悠一般，誇大了社會負面情緒。其實這樣的老人是極少數，且過得很不如意，不然怎麼會辛辛苦苦來擠公交呢？
至於“讓座”是否是道德綁架，我認為只有一個標準，那就看他是“自願”還是“被他人所迫”。讓座損害了他的利益，並非判斷是否”道德綁架”的標準，因為任何道德行為，往往是以犧牲個人權利為前提的，分界點應該是”自願”還是”被迫”。
一個老人顫顫巍巍地站在你旁邊，你自覺有了讓座的“壓力”，這不是”道德綁架”行為，而是你自己的道德理念，激發了你的負疚感。只有他強迫給你給他讓座的時候，或者同樣坐著的人逼迫你讓座的時候，才是道德綁架。
我是老人，在我可以支援的時候並不希望有人給我讓座。要人讓座也是已經很尷尬窘迫的事。但在杭州，也許是因為我頭髮早白，多次遇見給我讓座的情況。同時我還發現當旁邊有老人的時候，車上許多年輕人會自覺地讓位子空著，很少會去搶佔先機。這使老人就坐時少了許多負疚感。但多數老人就坐時仍會向大家說聲謝謝，因為他知道這是青年們有意留給他的。這時候我總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還是應該讓它發揚光大 ，永遠傳承下去。這並非道德綁架，而是高尚的道德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