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派是夏侯玄、何晏、王弼為正始名士；
第二派是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名士；
第三派是裴頠、王衍、庾敳、王承、阮修、衛玠、謝鯤為中朝（即西晉，往往特指元康年間）名士。
正始玄學（約240～249年）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一階段，由漢末才性問題的討論演進到玄學本體論的範圍。尤以王弼對中國哲學的影響最大。正始名士形成於魏明帝太和時期，被稱之為“四聰八達”，主要人物有何晏、夏侯玄、諸葛誕、荀粲、裴徽等，曹芳登基第二年，改年號為正始（公元240－249年），“四聰八達”分子紛紛掌權，史稱“正始名士”，影響了年輕一代的思想。之後又有王弼、鍾會等少年思想家總結並昇華了早期正式名士的思想成果，奠定了早期玄學的理論基礎。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用道家思想解釋《周易》。時人注重《老子》、《莊子》和《周易》，稱為“三玄”，是魏晉玄學家最喜談論的著作。
《周易》、《老子》，著《論語釋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企圖齊一儒道，調和自然與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學家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哲學問題問難析理，反覆辯論，稱為“清談”，這是玄學發展的獨特方式。
竹林玄學（約255～262年）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二階段。在哲學上嵇、阮與向秀利用了王弼體系的內在矛盾分別發展了王弼“崇本息末”與“崇本舉末”的思想，使正始時期的玄學向兩個方面發展。嵇康、阮籍作為竹林名士，主要活動時期應在司馬氏當政時期，嵇、阮崇尚自然，認為“自然”乃是宇宙本來的狀態，是一個有規律的和諧的統一整體，其中沒有任何矛盾衝突。而人類社會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應是一個無利害衝突的和諧整體。他們認為名教破壞了這種和諧狀態，因此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對司馬氏集團以名教掩飾政治上的腐敗極為不滿，否認自然與名教一致。向秀與嵇、阮相反，認為自然與名教不相矛盾，用“稱情”、“得性”解釋“自然”，提出“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的主張，認為人的慾望與自然“不得相外”。在有無關係上承認有一個“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為萬有生生化化的根據，但引進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為玄學發展中從王弼的貴無向裴頠、郭象的崇有過渡的中間環節。
太康十年（公元290年），晉惠帝即位。元康元年，太后賈南風掌權，而後出現了9年的和平年代，即元康時代。元康年間，隨著西晉開國元勳自然生命的結束，西晉前期的禮法派已不復存在，禮法派的子弟開始了玄學化過程，與玄學家族的後代融為一體，於西晉元康時期走上了歷史舞臺，史稱“元康名士”。元康名士分為兩代，一為中年穩健派，以王衍、樂廣、裴楷為代表；一為“元康放達派”，以王澄、阮瞻、庾顗、謝鯤等“八達”為代表。
西晉玄學（約263～316年）以裴頠、郭象為代表，構成玄學發展的第三階段。這一時期，玄學仍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貴無派發展到極端，使當時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謝鯤等人，繼承嵇、阮思想中頹廢的一面，嗜酒極欲，追求表面形跡上的放達。這種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學貴無派在思想上的創造力，使它走向沒落。
中國哲學發展到魏晉時期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魏晉玄學是一種思辨性很強的哲學，它比較注重抽象理論的探討，而抽想理論則需要透過一系列哲學概念以及這些概念間的邏輯關係表現出來。因此魏晉玄學使中國哲學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間的關係的探討大大發展起來，儘管許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過，但魏晉玄學家卻給了他們以新的意義。此外在命題、理論及其方法上魏晉玄學也有了極大發展。
第一派是夏侯玄、何晏、王弼為正始名士；
第二派是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名士；
第三派是裴頠、王衍、庾敳、王承、阮修、衛玠、謝鯤為中朝（即西晉，往往特指元康年間）名士。
正始玄學（約240～249年）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一階段，由漢末才性問題的討論演進到玄學本體論的範圍。尤以王弼對中國哲學的影響最大。正始名士形成於魏明帝太和時期，被稱之為“四聰八達”，主要人物有何晏、夏侯玄、諸葛誕、荀粲、裴徽等，曹芳登基第二年，改年號為正始（公元240－249年），“四聰八達”分子紛紛掌權，史稱“正始名士”，影響了年輕一代的思想。之後又有王弼、鍾會等少年思想家總結並昇華了早期正式名士的思想成果，奠定了早期玄學的理論基礎。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用道家思想解釋《周易》。時人注重《老子》、《莊子》和《周易》，稱為“三玄”，是魏晉玄學家最喜談論的著作。
《周易》、《老子》，著《論語釋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企圖齊一儒道，調和自然與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學家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哲學問題問難析理，反覆辯論，稱為“清談”，這是玄學發展的獨特方式。
竹林玄學（約255～262年）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為玄學發展的第二階段。在哲學上嵇、阮與向秀利用了王弼體系的內在矛盾分別發展了王弼“崇本息末”與“崇本舉末”的思想，使正始時期的玄學向兩個方面發展。嵇康、阮籍作為竹林名士，主要活動時期應在司馬氏當政時期，嵇、阮崇尚自然，認為“自然”乃是宇宙本來的狀態，是一個有規律的和諧的統一整體，其中沒有任何矛盾衝突。而人類社會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應是一個無利害衝突的和諧整體。他們認為名教破壞了這種和諧狀態，因此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對司馬氏集團以名教掩飾政治上的腐敗極為不滿，否認自然與名教一致。向秀與嵇、阮相反，認為自然與名教不相矛盾，用“稱情”、“得性”解釋“自然”，提出“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的主張，認為人的慾望與自然“不得相外”。在有無關係上承認有一個“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為萬有生生化化的根據，但引進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為玄學發展中從王弼的貴無向裴頠、郭象的崇有過渡的中間環節。
太康十年（公元290年），晉惠帝即位。元康元年，太后賈南風掌權，而後出現了9年的和平年代，即元康時代。元康年間，隨著西晉開國元勳自然生命的結束，西晉前期的禮法派已不復存在，禮法派的子弟開始了玄學化過程，與玄學家族的後代融為一體，於西晉元康時期走上了歷史舞臺，史稱“元康名士”。元康名士分為兩代，一為中年穩健派，以王衍、樂廣、裴楷為代表；一為“元康放達派”，以王澄、阮瞻、庾顗、謝鯤等“八達”為代表。
西晉玄學（約263～316年）以裴頠、郭象為代表，構成玄學發展的第三階段。這一時期，玄學仍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貴無派發展到極端，使當時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謝鯤等人，繼承嵇、阮思想中頹廢的一面，嗜酒極欲，追求表面形跡上的放達。這種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學貴無派在思想上的創造力，使它走向沒落。
中國哲學發展到魏晉時期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魏晉玄學是一種思辨性很強的哲學，它比較注重抽象理論的探討，而抽想理論則需要透過一系列哲學概念以及這些概念間的邏輯關係表現出來。因此魏晉玄學使中國哲學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間的關係的探討大大發展起來，儘管許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過，但魏晉玄學家卻給了他們以新的意義。此外在命題、理論及其方法上魏晉玄學也有了極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