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不是不削藩，而是沒有能力削藩。

755年12月16日，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發動的“安史之亂”爆發，並席捲半壁江山。

唐玄宗錯誤估計形勢，拒絕採取據守險要、持久疲敵、伺機出擊的方針，過早的出關反攻，結果造成人地兩失，使平叛戰爭急轉直下，長安失陷，中央軍幾乎損失殆盡。

為了儘快平定叛亂，唐朝不得不依賴地方兵力來鎮壓叛亂，軍鎮制度自此擴充套件到了內陸地區，唐廷在最重要的州設立節度使，指揮幾個州的軍事；較次要的州設立防禦使或團練使，以扼守軍事要地。

於是藩鎮開始遍地開花。而隨著安史之亂結束，地方藩鎮已經開始尾大不掉，而為了制衡這些強大的地方藩鎮，唐王朝分封功臣、親貴到地方擔任軍陣節度使，結果就是唐朝藩鎮越來越多，唐元和年間甚至出現四十八藩鎮的盛況。

唐王朝就像是春秋時期的東周王室，儘管名義上是國家的最高政權、統治者，但實際上能夠控制的不過是關中地區，其餘地區已經盡皆被藩鎮控制。

為了抵制藩鎮，唐王朝又重用宦官，導致宦官集團權勢滔天，最後的結果就是李唐王朝的實力越來越弱，根本就沒有能力削藩。

唐朝為什麼削藩？

其實這個原因很簡單，也非常的現實。不是因為皇帝不想削藩，而是因為唐朝和藩鎮的關係錯綜複雜，強行削藩相當於滅自己。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安史之亂之後，唐朝有三個主要的支柱：南衙、北司、藩鎮。任何一個消失之後，唐王朝都會實力大損，甚至有滅亡之禍。而且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唐朝除了舊有的藩鎮之外，在安史之亂之後，還設了一些新的藩鎮。尤其是江淮、汴梁、劍南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戰略節點，皇帝都是重新設定了藩鎮。這說明一個問題，藩鎮對於皇帝來說是一個續命的東西，廣設藩鎮是可以加強皇帝的權力的。

還有一個就是藩鎮的定位不同，有的藩鎮獨立性比較大，安史之亂後期，很多跟隨安史兩人叛亂的藩鎮投降了。

朝廷也沒有太過深究，讓他們可以自己傳承下去。經過數十年的一個博弈，朱泚李希烈這樣敢稱帝的藩鎮都被皇帝聯合其他的藩鎮給滅了，對於皇帝來說，剩下的一些藩鎮算是相對比較聽話的，就算是不聽話，其他的藩鎮也會打壓他們，屬於暫時可以坐穩皇位。

如果自己能力不行亂削藩的話，那麼皇帝都做不了。。

沒有所謂的藩王，是中後期的節度使制度造成的邊疆武裝力量，這時候的節度使權利為一體，地方政府無法節制其力量發展，形成了末年的軍閥混戰，後來導致五代十國的時代背景

不是唐朝不削藩，但藩王不是你想削就讓你乖乖的削的，自安史之亂開始，應該說肅宗開始，幾乎每一個皇帝在位日子都不好過，（像穆宗、敬宗那樣昏庸無道，遊戲人生，活的稀裡糊塗逍遙自在的就另當別論），剩下的想有一些作為的皇帝都受宦官（曾經一度皇帝立誰都是由宦官覺得的，想想當時宦官的勢力有多大）以及各個節度使的影響和威脅，唐朝後續中央已經沒有能力和底氣去削藩了，大家都說學可以漢武帝的推恩令不是挺好的嗎，又不用動用軍隊，幾代下來就削弱了，但這個是建立在中央足夠強大的情況下，想想諸侯們又不是傻子，誰不知道你這個是間接的削弱我們，漢武帝之所以實施得這麼順利，效果那麼好，那是因為中央強大，大家有怒不敢言，而且對當代影響不大，然後就慢慢削弱了，所以說唐朝學漢武帝推恩令削藩是不可行的，總的來說還是中央已經沒有能力控制各個節度使了。

不是不削藩，而是沒有沒能力。

到了唐德宗年間，用武力討伐藩鎮，由於財力問題，唐德宗採用了一系列措施恢復經濟，積累財富，平定叛亂，德宗還沒有開始平叛，各地節度使開始發難，爆發了四鎮之亂。德宗早有準備，讓河西節度使鎮壓了部分叛亂，各地節度使勾結，效仿春秋戰國，群雄割據，甚至稱帝。公元783年，一個節度使率領5000士兵，來幫助德宗平亂，結果因為沒有得到款待，士兵叛亂直逼長安，德宗逃跑，史稱涇原兵變。各地節度使和叛軍稱王稱帝，這就是唐德宗朝的一朝四王二帝事件。德宗看叛亂越來越多，德宗下了罪己詔，這樣四王二帝事件結束。

德宗去世，順宗繼位在位不過八個月，因病禪讓，憲宗繼位，同樣不能容忍藩鎮割據。憲宗在位期間，魏博鎮，節度使去世，兒子年少，大權落入家僮蔣士則手裡，後來放棄割據，歸順朝廷，魏博鎮的歸朝，堅定了唐憲宗削藩的決心。淮西節度使繼續和朝廷對抗，第二年唐憲宗派兵十六路大軍鎮壓，本來可以輕鬆取勝，但是由於朝廷用人不當，導致前線潰敗，征討陷入僵局，同時指揮削藩的大臣武元衡被殺，御史中丞裴度身受重傷，即使這樣唐憲宗也不肯罷兵，等到裴度傷勢好轉，就被任命為宰相，擔任討伐淮西總指揮，名將之後李愬，奇襲吳元濟，最後投降，結束了淮西地區的藩鎮割據，但是對於其他藩鎮割據卻沒有能力徹底平息。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憲宗被宦官陳巨集志殺害，太子李恆繼位唐穆宗，拉開了晚唐的序幕，各地藩鎮割據勢力死而復生，叛亂規模不斷擴大。

唐朝為什麼不消藩？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疑惑。既然藩鎮的危害那麼大，為什唐朝中央不主動裁撤？不是不想撤，是撤不了。

早期的藩鎮制，更多起的是，積極正面的作用。即維持了唐代廣闊邊疆的穩定，又減輕了中央王朝的財政壓力，可謂一舉兩得。這一制度，至少在安史之亂之前，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