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情，這兩句似乎應該寫成“近鄉情更切，急欲問來人”，作者筆下所寫的卻完全出乎常情：“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仔細尋味，又覺得只有這樣，才合乎前兩句所揭示的“規定情景”。因為作者貶居嶺外，又長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訊，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時刻擔心家人的命運，怕他們由於自己的牽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書斷”的時間越長，這種思念和擔心也越向兩極發展，形成既切盼音書，又怕音書到來的矛盾心理狀態。這種矛盾心理，在由貶所逃歸的路上，特別是渡過漢江，接近家鄉之後，有了進一步的戲劇性發展：原先的擔心、憂慮和模糊的不祥預感，此刻似乎馬上就會被路上所遇到的某個熟人所證實，變成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而長期來夢寐以求的與家人團聚的願望則立即會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這是在“嶺外音書斷”這種特殊情況下心理矛盾發展的必然。透過“情更怯”與“不敢問”，讀者可以強烈感觸到詩人此際強自抑制的急切願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這種抒寫，是真切、富於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問這次被貶瀧州，是因為他媚附武后的男寵張易之，可以說罪有應得。但這首詩的讀者，卻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種共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達思想感情時，已經捨去了一切與自己的特殊經歷、特殊身份有關的生活素材，所表現的僅僅是一個長期客居異鄉、久無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鄉時所產生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感情，卻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於思維的現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聯結在一起。這首詩便是一例。人們愛拿杜甫《述懷》中的詩句“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訊息來，寸心亦何有！”和這首詩作類比，這正說明性質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時可以用類似方式來表現，而它們所概括的客觀生活內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按照常情，這兩句似乎應該寫成“近鄉情更切，急欲問來人”，作者筆下所寫的卻完全出乎常情：“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仔細尋味，又覺得只有這樣，才合乎前兩句所揭示的“規定情景”。因為作者貶居嶺外，又長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訊，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時刻擔心家人的命運，怕他們由於自己的牽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書斷”的時間越長，這種思念和擔心也越向兩極發展，形成既切盼音書，又怕音書到來的矛盾心理狀態。這種矛盾心理，在由貶所逃歸的路上，特別是渡過漢江，接近家鄉之後，有了進一步的戲劇性發展：原先的擔心、憂慮和模糊的不祥預感，此刻似乎馬上就會被路上所遇到的某個熟人所證實，變成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而長期來夢寐以求的與家人團聚的願望則立即會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這是在“嶺外音書斷”這種特殊情況下心理矛盾發展的必然。透過“情更怯”與“不敢問”，讀者可以強烈感觸到詩人此際強自抑制的急切願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這種抒寫，是真切、富於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問這次被貶瀧州，是因為他媚附武后的男寵張易之，可以說罪有應得。但這首詩的讀者，卻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種共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達思想感情時，已經捨去了一切與自己的特殊經歷、特殊身份有關的生活素材，所表現的僅僅是一個長期客居異鄉、久無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鄉時所產生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感情，卻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於思維的現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聯結在一起。這首詩便是一例。人們愛拿杜甫《述懷》中的詩句“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訊息來，寸心亦何有！”和這首詩作類比，這正說明性質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時可以用類似方式來表現，而它們所概括的客觀生活內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