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性格有孝親、仁民、直諫、儉廉、惜才等。

范仲淹人文性格之形成與涵養，涵攝了個人自身和與之相應的社會文化現象的多重因素。

范仲淹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及第， 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回本名，歷遷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因秉公直言而屢遭貶斥。康定元年（1040年），與韓琦共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採取“屯田久守”方針，鞏固西北邊防。

慶曆三年（1043年），出任參知政事，發起“慶曆新政”。新政受挫後，貶出京城，歷知邠州、鄧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潁州，扶疾上任，逝世於途中，時年六十四。追贈兵部尚書、楚國公，諡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

他一生政績卓著，曉暢軍事，文學成就突出。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後世影響深遠。范仲淹的性格有孝親、仁民、直諫、儉廉、惜才等。

范仲淹人文性格之形成與涵養，涵攝了個人自身和與之相應的社會文化現象的多重因素。范仲淹“文武兼備”、“智謀過人”，無淪在朝主政、出帥戍邊，均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於一身。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期。范仲淹不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還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作為宋學開山、士林領袖，他開風氣之先，文章論議，必本儒宗仁義；並以其人格魅力言傳身教，一生孜孜於傳道授業，悉心培養和薦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園未立”，居無定所，臨終《遺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導的“先憂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為儒家思想中的進取精神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杆，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灼異彩的精神財富。千載迄今，各地有關范仲淹的遺蹟始終受到人們的保護和紀念。

范仲淹是從士人角度講不管個人處境如何，都要憂國憂民，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這可以說是中國史上對士人承擔社會責任的首次明確闡述，是士人高揚主體精神的充分表現，是宋代知識分子積極參政、勇擔責任的典型體現。

這也標誌著士人徹底從政治、經學附庸中解放出來，找回了個體的人生尊嚴和價值，可以看做是對孔孟儒學的超越和發展。錢穆先生認為“宋代士大夫矯厲尚風節，既自希文啟之”，將范仲淹看做是開啟宋學的先驅人物。